中国式宽容底线

!!!几乎所有事关“坏消息”的报道概莫能外。当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变得跟交通事故一样平常，当突发事件的死难者抽象为冷冰冰的数字……层出不穷的坏消息让公众道德阈值不断上升，民众的同情心变得日益稀薄时，人们却更加谙熟社会运行“潜规则”。曾几何时，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确以为“围观可以改变中国”，但现实彻底粉碎了人们的美梦，“围观”变成了毫无威慑力的“打酱油”，公众的道德正在麻木。

周立太事件：

底层道德如何被突破？

周立太帮助底层农民工打官司胜诉，可他们拿到巨额赔偿款后，马上逃之夭夭，拒付周立太诉讼费。一个重庆巴南区的农民张某委托周立太打官司，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张某胜诉，除了医疗费，被告赔偿他将近25万元。但张某拿到钱后，不但不给诉讼代理费，周立太找他要时，还往周立太身上泼尿。对这类当事人，2007年8月16日，周立太曾发表博

客文章《又有一群“狗日的”

跑了》，愤然骂道：“真是他妈的一帮畜生！”事实上，所谓“人穷志不短”，只是自励与励他时的说辞，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人穷志短”才是事实。

更重要的是，底层人的底线，特别是今日之中国伤残农民工的底线，之所以会如此之低，将“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良好道德传统彻底抛弃，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如受教育程度不高 、法律意识欠缺 、经济压力过大等，还和整个社会环境不断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密切相关。

政府部门的底线。1997年周立太在深圳为800多名断腿断手的农民工打官司，2001年又为56名被非法搜身的女工提供法律帮助。在此过程中，他告倒了劳动局 、仲裁委。这暴露了在劳工权益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也说明一些政府部门突破了自己的政治底线—— —不但没有基于公平和正义维护劳工利益，反而变本加厉地损害劳工利益。但，这就是现实。

司法机构的底线。一个匿名法官打电话给周立太，说：“你一个断手的案子就要老板赔20万，都像你这么打下去，所有的老板都得被吓跑。到时候，我们的电费谁来交？法院的收入谁来保证？”这话，让周立太凉彻肌骨。我读到这句时，也一样凉彻肌骨。某些法院与当地政府部门 、企业利害相连，丧失独立判案原则，更加触目惊心。但，这也是现实。

2001年底，周立太被司法局先是直接扣留律师证，接着被清理。你能说，司法局没突破自己的底线？但，这还是现实。

企业的底线。所有企业都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企业的本性。周立太的律师事务所也如此，他从来都说自己不是无偿的法律服务，也不是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不过，企业也要有道德和法律底线，那就是不能损害劳工的权益和人格尊严。

政府 、司法机关 、立法机关 、企业 、律师 、媒体 、农民工等的底线，共同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线；反过来，整个社会的底线，又直接影响各组成部分的底线。这是一个永不休止的逻辑循环，无论是良性还 是恶性，规律都一样。因此，要想提升底层人的道德底线，就必须全盘谋划，而不能就底层说底层。否则，就会陷入怪圈，并且越陷越深，以至于绝望。

专家的危机：

专家到“砖家”的历程

原本是没有“砖家”的，专家挨的“板砖”多了，才有了“砖家”一说。虽然“拍砖”原因各有不同，但深究起来，均可归于一条—— — 很多专家日渐脱离了大众。比如，最近的陕西榆林251名学生饮用牛奶不适事件，虽然大家不太相信牛奶商家“空腹喝奶”的说法，但毕竟官方检测报告显示其牛奶没有检出致病病菌。但相关奶业专家“后天减退型的乳糖不耐症”和“学生间情绪的互相干扰与传染”的说法，却让公众如坠云里雾里。

这不是专家第一次“纠正”大众的“认识误区”了。大家一般认为上访户多少都有点冤情吧，但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就说“那些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通常而言，贫富差距拉大不是啥好事，但偏有专家说“只有拉大贫富差距，社会才能进步”；拆迁户补偿低有目共睹，但有专家说，“‘钉子户\’推高房价”……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专家们天马行空的魄力和推陈出新的能力，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专家们自以为是的“专业论断”与大众的认识格格不入，为何？有学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知识分子逐渐“专业化”、“学院化”，社会担当和大众关怀不足。有些专家拜倒在了权力和金钱的石榴裙下，或与权力合谋，成为权力的婢女；或被资本收买，成为资本的仆人。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59.2%的人直言专家学者在自己心目中的权威性有所下降，原因是“‘伪专家\’过多”、“许多专家被利益集团绑架，失去社会责任感”。

于是乎，专家逐渐丧失了公信力，成为“砖家”，教授变为“叫兽”，知识分子成为“知识混子”。这种情况下，专家学者与大众之间信任断裂，专家发表意见，说了大众也不听，听了也不信，信了也不照办，总觉得他们是在为虎作伥 、助纣为虐。即便其中确实不乏真正的远见卓识，也遗憾地被“误杀”。

县长的饭局：

官德失范的影响

2009年3月9日12时14分左右，河北省邢台市第八中学一初三学生放学后，在该市育才路和中兴西大街交叉口，“被正在闯红灯前进的车主为邢台县政府的冀E00099中型客车撞倒，当场被撞飞十余米”，网帖还指出，肇事的中型客车所 在车队有警车开道。事故发生时，邢台县县长顾鹏图就坐在肇事车内。事发后，顾鹏图在其他人员簇拥下离开车祸现场去吃饭，并且两年来一次也没有去看过受伤学生。

令人遗憾的是，时下一些官员的行为举止，不仅严重脱离了“官德”，甚至连做人的道德底线也屡屡突破。湖南望城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开车，连殴数名警察，并口出狂言：“我是望城县委书记，你算什么东西？”河南固始县副县长张建成，面对女子被人猥亵袖手旁观，还漠然道：“姑娘，别闹了，人家是有背景的。”……就本案而言，自己乘坐的公车闯了红灯撞了人，县长却不闻不问扬长而去；受伤百姓为赔偿四处奔波，却始终不见政府部门积极回应，问题一拖再拖。

如果说公车撞残了少年身体，那么县长的冷漠则撞残了公众心灵。

官与权相连，官德失范不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更对政府公信力提出严峻考验。能否将“官德”法制化，公职人员一旦缺乏“道德的血液”，即可以依据伦理制度加以评价和惩戒，从而保持官员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彭宇案”的效应：

大众普遍的怀疑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以后谁敢做雷锋”的争议。到了2010年，“产妇少送红包肛门被缝”的消息被广泛报道，并受到舆论的一片喊打之时，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深刻的荒诞感。

当年北岛在其诗作中喊出“我-不-相-信”的时候，如同在无数同样迷茫的青年心头滚过一片惊雷。再没有什么比这个用短线着意拉长的呐喊，更能表达他们对刚刚过去的那个荒诞时代的愤懑和谴责。而当他继续呐喊着：“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的时候，你却能分明地感到，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青年，是多么强烈地期待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能让所有不相信都变得可信的时代的到来。

如今，30多年过去，当年出自愤怒青年的绝望呐喊，却已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共识”，只是“我不相信”的对象，已经从形而上的蓝天 、雷声 、梦想 、死亡，弥散为日常生活中的点点细节—— —我不相信法官还会主持正义/我不相信教师还会授业解惑/我不相信医生还会治病救人/我不相信记者还会追求真相……

（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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