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榜单也能挖掘贪腐线索请看反贪干警如何利用“大数据”打造反腐利器

从成千上万条相关信息中找到蛛丝马迹，从各种“黑白名单”中筛选出犯罪嫌疑人，在房产信息、银行账户、升迁轨迹中找出潜藏的犯罪行为……当犯罪手段日益高智商、高智能，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化现代侦查手段渐成“拍蝇打虎”必备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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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筛查

红黑名单网络信息都有文章

啥样的信息堪称反腐“大数据”？省检察院侦查人员说，这可太多了。从政府公示的各种奖励“红名单”，到因行贿被列入的“黑名单”，再到百度出的各种名目繁杂的相关新闻、数据等等都属于“大数据”的范畴。

这些数据在侦查工作中如何起作用？咱从具体案例来说。 2012年10月，宿州市萧县环保局原局长孙杰受贿被查，其他地区是否有类似案件，侦查人员决定求助“大数据”。

此时的“大数据”是当地近几年来多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终结报告，后果然发现安徽金玉米农业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孙某某、萧县林平纸业公司总经理李某某有数次行贿行为，且数额巨大。而这两家国控高污染公司竟通过地方环保局争取到数百万元环保项目补助资金。

侦查人员再上网一查，国控企业环保监管和环保项目补助资金主要由省环保部门的环境监察局和规财处负责，他们会不会给这两个单位的人行贿？很快省环境监察局原副局长魏继伯和规财处原副处长汪国良浮出水面。次年二月，两人即被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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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深挖

一人落网挖出涉百人贪腐窝案

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何庆华总结，“大数据反腐”不仅提高了侦查效率，还改变了侦查思维。何庆华说，现在侦查人员已经形成了“发现线索→立案→突破→发现新线索”的新型工作模式。在上述案件中，汪国良到案后，侦查人员发现其笔记本内记录了47家企业，通过对比里面环保项目补助资金明细表发现，这些企业正是可能向其行贿的“嫌疑人”。果然通过攻坚，他交代自己收受100万元，违规发放环保项目补助资金5000余万元。

随即魏继伯到案，俩人交代出83名行贿人。侦查人员继续深挖，将这83名行贿人设立数据库，逐一摸排，最终确定出重点行贿人，继续深挖其他受贿人。自此，环保系列案件延伸至发改委、经信委和质监等部门。最终发酵成涉案人员超百人，涉及16个市的贪腐窝案、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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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比对

寻找嫌疑人供述罪证的突破口

“大数据”除了擅长挖掘一系列窝案、串案，在个案的具体侦办中，也往往成为突破的利器。

在办理安徽省经信委非煤办原主任朱永国案件前，反贪局集中所有成员，将分别掌握的朱永国个人、家庭、工作、职务变迁等信息进行充分讨论。最后敲定朱永国收钱的大头在其担任产业处处长期间，利用给各民营钢铁公司核定产能、出具产业证明收受贿赂。

2013年10月，省检察院在黄山办理省交通银行原纪委书记花俊案件时，侦查人员发现在花俊家扣押的一套上海房产证资料疑点比较大。通过银行查询获知，在购房日期前后，花俊及家人银行账上没有如此大额的资金取现或转账。据此，侦查人员确定在下一步审讯中将此房产购买过程作为重点之一。最终花俊供述房产中的100万元确系索贿。记者刘忠玉/文

余红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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