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难忘少年时

尹世安

在1939年5—6月份学校被迫转移，我没有随着学校转移，而是回到潘家洼家中。原来我父亲在潘家洼典了张姓一个小院，全家住在这里。那时日寇飞机经常飞临日照上空骚扰，所以白天我们便上潘家洼的北山去躲避飞机，至下午始返回家中。在潘家洼住了约两个月又搬回张家廒头，记得这年夏天是在张家廒头过的。我父亲看见我们兄弟每天无所事事，尤其是我，每天闷坐无语，便问我有何心事，说没有心事，我还举例子说，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闲静少言”，我现在就是这样，这有何不好。在当时我的确没有什么心事，也不知什么原因，使我终日默默无言。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正是十五周岁，是否生理上发生什么变化，对精神上产生影响所致。总之，我父亲怕这样下去，有碍我身心发育，便又想到了学习的事。那时，王海峰老师正在大古镇设馆授徒，父亲便打发我去那里，让我二弟去夏陆沟跟一位杨老先生学习。两位老先生均以旧学见长，老师自在涛雒小学辞职后，便在家乡周围教私塾。王老师教我的课仍以《古文观止》为主，教学的方法与孙老师不同，孙老师是将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条分缕析，非常详细，第天学生必须背出。王老师是只讲其大意，让学生自己去念，遇到不明之处再向他请教。我体会这两种教学方法对于勤奋读书的学生来说，各有其优点。对于资质平庸不求上进的学生来说，似乎前一种多少起到督促作用。由于和王老师住在一起，生活上更贴近些，当夜晚，师徒二人，对坐窗下，王老师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许多类似清代笔记小说的故事，不知是他自编还是听别人说的，内有花妖树怪、剑侠豪客、平民商宦、各色人等，有的情节神奇变幻、跌宕不拘，再加以王老师的绘声绘色，真是动人心弦，使自己沉浸在故事当中。可惜的是，当时没有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

在大古镇求学期间，有一事使人不忘。那是我父亲忧患意识起作用，为了我的安全，他后来让我搬到我高祖母的娘家去住，我高祖母费氏的后人只有一位我称为表祖的老人在家。我父亲曾说这位高祖母21岁守寡，贞、孝、仁、爱，其事绩载入县志，要我长大后不要忘记这位对尹氏家族有着重要贡献的老祖。(2008年我曾让我三弟及我儿子在张家廒头为这位老祖立了块追思碑，以作纪念)。

1952年夏季，我从保定回青岛度假，在青岛第九中学(我老伴在该校任教)与一位语文老师谈起这事，他说如能将这些故事编辑出版，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想王老师可能已经故世，便写信到许家园(王老师的家乡)打听。后来得到他的儿子的回信说，王老师已经去世，也没见他又任何文字遗留下来，这些故事也就湮没无闻了。

1939年冬天，尹家廒头尹永吉大哥来我家和我父亲谈起，他表弟郑梦麟在家赋闲，可否让他来教我兄弟。我对郑梦麟很熟悉，他曾教过我化学，我父亲当然也很同意。如是便托永吉大哥去聘请，说好在1940年正月中来我家教学。到了1940年正月郑梦麟表哥果然来到我家，他对我还有印象，因为在山字河上课时，先点名后上课，所以他记得我的名字。我父亲让他住在西天井的堂屋内，我们就在堂屋里上课。他教我的课是小代数、平面几何、化学、物理及国文，我二弟的课是数学、化学、国文，我三弟的课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总之，一天也够他忙的。就这样似乎平平静静的过了约一个多月，麻烦的事又接踵而至。先不说日寇已于去年侵入石臼所、日照县城，并于今年年初派出分遣队占领涛雒以及傅疃河桥头，我们的生活完全笼罩在它的魔爪之下。地方上也出现了小股土匪，“砸案子”时有发生，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更在其威胁之下。我父亲为了安全起见，晚上不让我们在家中住，我和我二弟到高家廒头我五表哥家中，我父亲和郑梦麟到成家廒头，我大母亲带着我三弟到本村的一家人家住，我母亲则带着我妹妹到东天井里去住，就这样一家人分散在4处，到天明始聚拢在一起，我们也就开始第二天的课。一天夜里，土匪果然光顾我家，他们直奔东天井而去。在这里让我先叙述一下我父亲的防范意识和先见之明，大约在1930年之前，地方上土匪丛杂，其中危害最烈的当属“绑票”，在张家廒头就发生过一次绑票案。为预防起见，我父亲便在东天井堂屋的东套间里做了个可以翻转的窗子，另外，在堂屋和东屋之间砌了一堵墙，将窗子外的空间(夹道)完全封闭起来，他还把与东邻居之间的墙用砖疏松地砌好，如遇紧急情况，便可以从窗子里爬出来，进入夹道，然后再用手推到东墙，进入东邻家以脱避危险。再说这天夜里，当土匪砸门时，我母亲便抱着我妹妹避入夹道，在推东墙时，谁知因年代久远，砖块已牢结在一起，推也推不动了，无奈之下，只好在窗外坐下等候事态发展。土匪进入屋后，见无人影，只听他们说：“难道土遁了不成？”土匪们无可奈何之下，便劫掠了一些衣物而去。经过这一番惊吓之后，我父亲决定把我们兄弟3人及郑梦麟迁往夹仓继续学习，由我大母亲去做饭。我母亲则带着我妹妹仍住在西天井里，每天晚上由我二叔的管家名叫刘赞卿的把大门在外面锁上。在这里我真佩服我母亲的胆量，因为在这空旷的宅院里，就她们二人居住，那时我妹妹也不过3岁。后来我问我母亲害怕不害怕，她说，当时也有恐惧的感觉，但也无法，只有听天由命了。再说为什么要去夹仓呢？因为夹仓当时是个镇，人口众多，尤其是财主们也多。过去镇上出过翰林、举人，当代也出过一些名人，我们到那里也就显不出来了。另外，土匪到夹仓去作案还有些顾忌，比在张家廒头要安全些。我们在我二叔的岳母家租了三间屋，我二叔的岳母家姓葛，只有舅母领着几个孩子过。另外，租了尹晓泉家的三间南屋作为学习场所，郑梦麟就住在这里。尹晓泉我们称他为大叔，他曾任日照县立第一小学和夹仓小学的校长，在他的北屋里他也设馆授徒，有七八个学生。在他的小院里南北两屋有两处学馆同时授课，一时间，咿唔之声充盈小院，透出一番青春活泼的气息。在夹仓，还有一处学馆，老师是林梓材，他在 1936-1937年日照县立初级中学当过教务主任，他教的学生中，有一位叫贺照熙，他后来成为我的内兄。在夹仓学习到八月，郑梦麟便回到他的家中，不晓得什么原因，他再也没有回来，我们的学习也就停止了。

涛雒被日寇侵占后，汉奸维持会便应运而生，他们把涛雒在外逃难的商人、地主作为敲诈和压榨的对象，派出爪牙拿着白条，今天要钱，明天要粮，限期缴纳，如若不交，定受严惩，真是不堪其扰。我看父母每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知往哪里去为好。这时，在青岛经商的一位亲戚，他是我三叔的内弟，叫王利贞。他来信打听我们的学习情况，他说青岛的学校已经开办，如果愿意，可以来青岛上学。当时我想青岛已经沦陷，在日寇统治之下，如果去青岛，岂不做亡国奴吗？如果不去，又往哪里去呢？再说我父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过认真考虑，还是选择了去青岛，因为这样，既可以使我们继续求学，还可以逃避汉奸的搜刮。如是，在1940年9月，派人把我和我二弟先送到裴家村我三舅爷爷家。让我三舅爷爷把我们送到青岛。我记得当我们到了石臼所时，住在我三舅爷爷的一个亲戚家，由他给买了3张船票，第二天到了青岛，在朝阳路找到了同心和商号，见到了王利贞，我们称他为大舅。他把我们安排在他商号的二楼上，和他的伙计一起吃饭。大约在以后二三个月的时间内，我父亲、三弟和我两位母亲及妹妹都来到了青岛，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从此离开了故乡，在敌人的统治之下开始了另外的生活。

上面记录的是自1937年12月至1940年8月共两年九个月的逃难生活。也就是我从14岁至16岁的生活经历。现在做一追忆，有些情节已逐渐淡忘(如具体的日期)，但所记之事，多亲身经历，不易磨灭。回想起来，自日寇发动“七七事变”，侵略中国，长达八年之久，陷我们广大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杀戮数千万同胞，使数亿人民颠沛流离，不得安生，财产损失不计其数，造成恶果难以估算，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毫无思过谢罪之意，反而否认侵略事实，图谋不轨，侵略之心难移(如钓鱼岛事件)。因此，我国人民应保持高度警惕，奋发图强。以上不惮其烦的将这两年多的逃难生活一一列出，虽不足以揭露其罪恶于万一，但就个人而言，所受的煎熬，亦当永世不忘。

回顾我自1924年出生在涛雒镇，到1939年初离开，有十四五年的少年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无论是酸、甜、苦、辣，都给我留下来难以忘怀的记忆。至今已有70余年，它的形象总是萦回脑际，是难以消除的。

近阅晋谢灵运《步出城门西》诗有感，因仿其作，作《步出城东门》，算是对故乡的一丝回忆吧！效颦之作，贻笑大方，所不计也。

步出城东门，野滩望无垠。渔村数点落，间有种田人。

朝晖映岱色，夕照抹层林。海潮汹涌至，分流绕城滨。

城阙何巍峨，结伴多登临。俯瞰众人家，绿色浓荫荫。

故老环相坐，说古与道今。市声喧街巷，青翠掩朱门。

代有才人出，名重银与金。寄语未来者，超越更创新。

往者今已矣，所事何可追？清夜念旧侣，梦中戏故宅。

池鱼恋旧渊。倦鸟思故林。(借用陶渊明句)揽镜悲白发，迟暮安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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