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小时候每到秋天的时节,有个老人抱着个坛子沿街喊“香油,辣菜!香油,辣菜!”这位老人似乎住在汶上路一带。现在做的香油辣菜再也没有当年的那个味道,不脆,而且似乎掺了些芥末。那时3分钱的冰糕,现在再贵的冰糕也没有以前的味道;还有那时4分钱一块的豆腐干儿,不知怎么会那么好吃;另外红旗冷藏厂那满是虾黄(青岛方言:虾脑)的大虾头,真是天下第一美味……
有时我常怀疑,我最好的味觉是不是都凝固在了那个时代?
我现在不吃鸡,并不是因为我多么讲究,也不是我挑食,而是和童年的特殊经历有关系。
以前很多家庭都会养几只鸡。养母鸡是为了下蛋;公鸡养大就杀了,过节添个菜。所以上世纪80年代滋阳路农贸市场卖鸡的人,杀鸡时总要唠叨上两句:“鸡鸡,你休怪,阳世三间一碗菜!”一方面是怕鸡到了阴间向他索命,另一方面也道出了鸡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宿命。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养了两只小鸡。一只没长大就在做馒头放面板时给压死了。另一只长大了,是只小花公鸡,很漂亮。当时小孩几乎没有玩具,我经常抱着这只小公鸡玩儿,还和人家斗鸡。这只鸡很争气,赢多输少;但鸡冠子上经常斗得伤痕累累的。那年八月十五前,父亲要杀这只鸡。在父亲要动刀的那一刻,我哭喊着,求父亲别杀它,反复夺父亲手中的刀。但在家里人的撕扯下,眼睁睁看着这只鸡在地上扑腾几下就过去了。我为此嚎啕大哭,至少两顿饭没吃,从此再也不吃鸡肉,由此推演到所有禽类。
这是我对自己沉静的外表下,刚烈个性的最早记忆。
现在想想,当时也不能全怪父亲,那时谁家会养一只只吃食、没有其他经济价值的公鸡到终老呢?
因为一直不吃鸡,所以对鸡肉的味道会很敏感,闻到就会恶心。小时候,父亲也试图改变我不吃鸡的习惯,明明是鸡肉说成猪肉,把鸡油做的菜说成猪大油做的。但我很敏感,尝一口就知道、就会呕吐。最终父亲还是放弃了努力。
前几年一次宴席上,一位回民朋友和我说,抛去宗教信仰的因素,回民因为一直只吃牛羊肉,所以对猪肉的味道很敏感、闻到会很恶心。在场的好几个人都认为是矫情,并拿这件事调侃。我却深以为然,并很理解他们。
我不吃猪头肉的渊源也很有意思。小时候,小姨很疼我,经常把我带到她离我家不远的嘉祥路家里,给我买、做各种好吃的,还带我前海、汇泉的到处玩儿。
有一次她把我带到她家,给我买了5毛钱的猪头肉,让我独享。猪头肉在当时是一般孩子难得的美食;而且那时5毛钱的猪头肉很多,怕是现在一个成人都吃不了,我当时一顿全吃光了。后果就是感觉很恶心,上吐下泻好多天,西镇话叫“飨着了”。从那时起,我见了猪头肉就生理性地犯恶心。
我小时候,一到深秋,粮店里就开始供应地瓜。买地瓜要早上五六点钟起来排队。那时天还没亮,大人在排队,孩子们围着装地瓜的麻袋包窜来窜去、爬上爬下,一片欢腾。老人们大都喜欢带面儿的地瓜,水分少、煮出来黏黏的,垫饥、并且晒成地瓜干儿,用水煮出数儿;孩子们大都喜欢红瓤儿地瓜,水分大、甜甜的。但那时买地瓜不让挑,买到什么算什么,全凭运气。
印象中我家有两本粮证,可以买两麻袋,我小姨家还常常再送我们一麻袋。那段时间要天天吃地瓜。除了最常见的煮地瓜外,还会把生地瓜切片,晾成地瓜干儿;熟地瓜切片,晾成地瓜枣儿;还可以放在炉子上做烤地瓜。那时吃地瓜吃得我经常闹胃酸,烧心得难受。
现在吃粗粮又成为时尚。但除了瓜枣儿和烤地瓜尚可接受外,别人视为美味的煮地瓜,实在提不起我的胃口。那个年代我把一辈子该吃的地瓜都吃了,实在吃腻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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