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彬
母亲不识字,最爱看旧戏。从小我就耳濡目染,听惯了戏台锣鼓铿锵,看熟了生旦净末丑脸谱。扮相俊俏的小生与花旦,是母亲最喜欢的角色。而凡大花脸,除极少数草莽豪杰和黑包公外,都是些奸臣坏蛋,贪官恶吏,为母亲所憎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变脸”这个舞台动作。因为人是不断变化着的,有些角色,在出场之初还算得上好人,脸谱也端正清秀;而随着剧情推移,好人逐渐蜕变,成了坏蛋,那么脸谱也就随之更换。如陈世美负秦香莲,其心灵的蜕变往往就被表现于脸谱的变化。而且编剧者为达到惊艳的效果,往往采取当场变脸的技术,如当角色决定做坏事的刹那,用手将脸一抹,或者一摇头,一转身,再看时,原来俊美的扮相突然变成凶恶邪丑的大花脸或青黑脸,令人心中悚然一惊,于是知道这人变成了十足的坏蛋。
母亲是最痛恨大花脸的。因为他们要么是谗言媚上的奸雄,要么是贪污昏庸的官吏,要么是杀人放火的歹徒,要么是薄情负义的凉薄之人。总之,是害人精。
小时候,母亲就常对我说:“将来长大了,当官要当清官,做人要做好人。不要作大花脸。”
每当看到电视里报道各种罪犯伏法的镜头时,母亲也总说:“又是一个大花脸。”
如今母亲头发已经灰白,走路也很蹒跚。我却正是在这“父母在,不远游”的时候,独自离开了家人亲朋,到南方挣钱去了。我从小到大,在母亲呵护下长到二十多岁,这二十多年,上学,放学,上班,下班,只要不按正常的时刻回家,母亲就会担心得不得了。她实在像一只母鸡在护养小鸡一样,我有时想这样的关爱,对我男子汉的成长是很不利的。然而母亲就是母亲,她哪里懂得这许多道理,只是不愿看不见唯一的儿子,想着有一个贤淑的儿媳妇罢了。
然而金钱的压力实在太大。我执意要去闯世界,我甚至威胁说:“倘若你们不让我走,那么误了我的一生,谁来负责。”父亲无话可说,母亲这一回却出乎意料地说:“胆大飘洋过海,胆小寸步难行。要走就走吧!”在一个雨天,母亲站在门前,父亲不愿出来,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出了四川。
在外飘零的日子,母亲天天在念叨着我。她信佛,不知为我的好运在菩萨面前烧了多少香,许过多少愿。父亲寄来的照片,面容骤然苍老了许多,眼神茫然,我的小外甥女也皱着眉,撅着嘴。
第一次回家,母亲是隔了整整一年才看见她的儿子的。那天晚上,骤然相见,母亲揉了揉眼睛说:“我是不是又在做梦啊?”
在外日久,母亲对我竟也会产生一些疑虑。她说:“听说深圳是个花花世界,乱七八糟的事情不少,你可要当心呵!”我说:“我不会去学坏的。”母亲说:“可是别人会引诱你啊!”我烦起来,就说:“真是瞎操心。”母亲就讪讪地住了口,但我知道,她还有许多话要对我说。
有一次,母亲问我:“在外面有没有拉客的来拉你呢?”我答:“有。”母亲问:“那你去了没有?”我说:“我是那种人吗?”母亲就开心地笑了,说:“我也说你不是那种人嘛。”此后,虽然我自然也阅历了多少灯红酒绿,但亏心之事,自问也无胆涉足。
临回南方前,母亲忽然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你挣了很多钱,然后就变成了个大花脸,不认爹娘,尽干坏事去了。”我当时笑道:“哪有这回事,我永远是好人呐!”但渐渐思之,不禁冷汗直冒,莫非,母亲的梦竟会是一种预言。在这样激烈竞争的社会压力下,我真的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吗?我真的能做到“出泥不染,洁身自爱”吗?我真的能做到“君子日三省乎己”吗?我真的能在世俗的压力下经得起物欲的考验吗?我真的相信世界上还有良心,有真情吗?
我不是一度对某些商业行骗颇为欣赏吗?我不是曾经想效法地下书商来赚钱吗?我不是也有过一闪而过铤而走险的想法吗?我不是已经不太勤奋于写作了吗?我能永远做个好人吗?我的如今还算俊俏的扮相,不会在一夜之间或一瞬之间变成丑恶凶狠,为母亲所叱骂的“大花脸”吗?
母亲的忧虑看来不无道理。我在自强不息的旅程中,无论天涯海角,母亲的话语都像一把慈爱又威严的鞭子,高悬于我的背上。而我的扮相是小生还是大花脸,是善美还是丑恶,就成为深入心灵的拷问。而对这拷问,不能逃避,不能隐瞒,不能抗拒;如果我作出了不屑的回答,该怎样面对那慈爱的鞭笞呢。
□张华彬
母亲不识字,最爱看旧戏。从小我就耳濡目染,听惯了戏台锣鼓铿锵,看熟了生旦净末丑脸谱。扮相俊俏的小生与花旦,是母亲最喜欢的角色。而凡大花脸,除极少数草莽豪杰和黑包公外,都是些奸臣坏蛋,贪官恶吏,为母亲所憎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变脸”这个舞台动作。因为人是不断变化着的,有些角色,在出场之初还算得上好人,脸谱也端正清秀;而随着剧情推移,好人逐渐蜕变,成了坏蛋,那么脸谱也就随之更换。如陈世美负秦香莲,其心灵的蜕变往往就被表现于脸谱的变化。而且编剧者为达到惊艳的效果,往往采取当场变脸的技术,如当角色决定做坏事的刹那,用手将脸一抹,或者一摇头,一转身,再看时,原来俊美的扮相突然变成凶恶邪丑的大花脸或青黑脸,令人心中悚然一惊,于是知道这人变成了十足的坏蛋。
母亲是最痛恨大花脸的。因为他们要么是谗言媚上的奸雄,要么是贪污昏庸的官吏,要么是杀人放火的歹徒,要么是薄情负义的凉薄之人。总之,是害人精。
小时候,母亲就常对我说:“将来长大了,当官要当清官,做人要做好人。不要作大花脸。”
每当看到电视里报道各种罪犯伏法的镜头时,母亲也总说:“又是一个大花脸。”
如今母亲头发已经灰白,走路也很蹒跚。我却正是在这“父母在,不远游”的时候,独自离开了家人亲朋,到南方挣钱去了。我从小到大,在母亲呵护下长到二十多岁,这二十多年,上学,放学,上班,下班,只要不按正常的时刻回家,母亲就会担心得不得了。她实在像一只母鸡在护养小鸡一样,我有时想这样的关爱,对我男子汉的成长是很不利的。然而母亲就是母亲,她哪里懂得这许多道理,只是不愿看不见唯一的儿子,想着有一个贤淑的儿媳妇罢了。
然而金钱的压力实在太大。我执意要去闯世界,我甚至威胁说:“倘若你们不让我走,那么误了我的一生,谁来负责。”父亲无话可说,母亲这一回却出乎意料地说:“胆大飘洋过海,胆小寸步难行。要走就走吧!”在一个雨天,母亲站在门前,父亲不愿出来,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出了四川。
在外飘零的日子,母亲天天在念叨着我。她信佛,不知为我的好运在菩萨面前烧了多少香,许过多少愿。父亲寄来的照片,面容骤然苍老了许多,眼神茫然,我的小外甥女也皱着眉,撅着嘴。
第一次回家,母亲是隔了整整一年才看见她的儿子的。那天晚上,骤然相见,母亲揉了揉眼睛说:“我是不是又在做梦啊?”
在外日久,母亲对我竟也会产生一些疑虑。她说:“听说深圳是个花花世界,乱七八糟的事情不少,你可要当心呵!”我说:“我不会去学坏的。”母亲说:“可是别人会引诱你啊!”我烦起来,就说:“真是瞎操心。”母亲就讪讪地住了口,但我知道,她还有许多话要对我说。
有一次,母亲问我:“在外面有没有拉客的来拉你呢?”我答:“有。”母亲问:“那你去了没有?”我说:“我是那种人吗?”母亲就开心地笑了,说:“我也说你不是那种人嘛。”此后,虽然我自然也阅历了多少灯红酒绿,但亏心之事,自问也无胆涉足。
临回南方前,母亲忽然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你挣了很多钱,然后就变成了个大花脸,不认爹娘,尽干坏事去了。”我当时笑道:“哪有这回事,我永远是好人呐!”但渐渐思之,不禁冷汗直冒,莫非,母亲的梦竟会是一种预言。在这样激烈竞争的社会压力下,我真的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吗?我真的能做到“出泥不染,洁身自爱”吗?我真的能做到“君子日三省乎己”吗?我真的能在世俗的压力下经得起物欲的考验吗?我真的相信世界上还有良心,有真情吗?
我不是一度对某些商业行骗颇为欣赏吗?我不是曾经想效法地下书商来赚钱吗?我不是也有过一闪而过铤而走险的想法吗?我不是已经不太勤奋于写作了吗?我能永远做个好人吗?我的如今还算俊俏的扮相,不会在一夜之间或一瞬之间变成丑恶凶狠,为母亲所叱骂的“大花脸”吗?
母亲的忧虑看来不无道理。我在自强不息的旅程中,无论天涯海角,母亲的话语都像一把慈爱又威严的鞭子,高悬于我的背上。而我的扮相是小生还是大花脸,是善美还是丑恶,就成为深入心灵的拷问。而对这拷问,不能逃避,不能隐瞒,不能抗拒;如果我作出了不屑的回答,该怎样面对那慈爱的鞭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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