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我大病初愈后,被生产队照顾看护庄稼。那天下午巡至村口,同组芜湖知青吴小春顺手丢给我一张从大队部带回的人民日报,上面刊有两篇关于恢复高考的文章。我心头凛然一动,一气看完,始知政策松动,像我这样一直给罩在父亲所谓“历史问题”阴影里的人,也可以公平竞争上大学了!
不久后,母亲捎来口信,说是已替我弄到全套中学课本,要我向队长请个假,去她所在的机关住下来复习迎考。
虽然我语文过硬,能不打磕巴地背诵屈原的《离骚》和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创作的一部电影剧本甚至已通过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初审,但因初中和高中都是插班读的,前后加来也只三年多一点的时间,理科基础自是一塌糊涂。好在我们一起复习的三人小组中,一人数学很强,另一人英语厉害,我们相互提携,日夜恶补,效果倒也不错。那时为让我安心复习,母亲下了基层,将唯一的房间留给了我。
一个月后,我们走进了设在南陵中学的考场。
第一场语文考毕,感觉超好,史地也无甚难度。但接下来,就是往深渊里掉了,数学和外语胡猜乱填做了一半都不到。我同中学一个姓李的学长共享的那张课桌,老是晃里晃当摆不平,桌面中部还有个碗大的洞,监考老师给弄了块硬壳子纸垫上,加上我们靠窗口,阳光直接落在试卷上,反光强烈……弄得李学长大呼小叫喊“老师”层出不穷报告问题,一边做着试题,一边口里嘟嘟哝哝将牢骚发尽。
那时刚从文革过来,监考一下子严不起来,书包可以带进课桌肚档里。我们那个教室有男女俩老师,各人手里抓一本书顺带看着,对底下考生睁一眼闭一眼,非常“人性化”。记得地理试卷上有道题,问非洲某小国特产是什么?把人给卡了壳,熬到要交卷,我随便划拉两下填了个“铜”和“花生”。李学长瞄一下我的试卷,如是借脑。有人捣后背,悄问特产,我头也不抬回了个“铜”和“花生”……估计不下一半人都给误导了。
在一个雪后初止的日子里,我接到体检通知书并填报志愿。我不晓得自己的考试成绩,对一切都是懵然无知。拿到志愿表,几乎想都没想分别填了北大和复旦的中文系,最后还剩一空栏,屈就一下赏给了安大中文系。我那时只一门心思在北大,认为北大没有理由不要我。今天看来,那真是年少轻狂。但我却认为那是在极度压抑下突然被社会认可后表现出的最基本的自尊,是年轻不甘平庸的心灵所迸发的最具才情的理想和激情。谁知造化弄人……直到1978年红花草开花如织锦的四月天,在泥土微苦的清香里,我们作为“大学漏子”拿到了芜湖师专的入学通知。
后来我才知道,师专补招的那届中文专业学生真的有点“非同小可”,仅我们南陵,一个在全省都享盛名的文学创作班子几乎悉数给扫来。好多老三届高中生,带薪上学,又是发表过好多作品。还有一些人,南陵师范毕业,当了多年中小学老师,又考入师专,其功底,自是不可等闲视之。但也有刚出中学校门的毛孩子,稚气未脱,与满脸沧桑、拖儿带女的老大哥老大姐们站在一起,真是差异悬殊。
半个月后,我们端坐在教室里,听辅导员老师宣读每人的高考分数,我的语文91分,外语32分,数学只有19分。一个来自桐城姓项的女同学,语文竟然是满分。我们之所以给补招到师专,有的是年龄和单科分数一同超标,有的是病残或拖着一时还无法割净的家庭出身的“政审”尾巴……
谈正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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