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周刊茅奖如果不改革我永远不会得奖茅奖获得者毕飞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我不是销量好的作家，但我是有价值的作家。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尘埃落定，剃着光头的毕飞宇是五位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开玩笑说自己终于改变了蹝图书销量杀手蹞的地位，即使此次获奖的《推拿》也是蹝小片题材蹞，写的是一群失去光明的残障人士的生活。18日，茅盾文学奖颁奖前一天，记者在北京专访了这位获奖后首次公开露面接受媒体采访的作家。

毕 飞 宇

著名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任教于南京特殊师范学校。1992年起任《南京日报》记者。1998年至今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

写盲人题材是必然，写到相对满意也是必然

华商报：你写盲人群体最初的原因是什么？

毕飞宇：是中国的语言，我写《推拿》的时候，我觉得中国语言在某些方面到达一种非常粗鄙的状态，比如说，在公众场合谈两性关系，即使搞婚外恋也不避讳，太粗鄙。我对当下中国文化形态非常不喜欢，就特别想写一群特别体面、特别有尊严感的人来抗拒这种粗鄙的文化。

华商报：你的目的达到了吗？

毕飞宇：不知道，跟小说家不能谈目的，而且，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年轻的时候是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现在知道自己是不可以改变世界的。

华商报：为什么你觉得这样一群盲人反倒更有尊严？

毕飞宇：他们追求体面，让我感到特别陌生，比正常人更重视尊严。

华商报：有传闻你为了体验盲人生活是闭着眼睛写这部作品的，因此，很多读者会疑问，那你是如何走进这个群体的？他们为何会相信你？

毕飞宇：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一个健全人为什么对盲人的生活那么清楚，有人不了解情况，赞美我的写作能力，当然我很高兴。第二，有些人认为我特别敬业，为了写作，花了很多精力。其实这两个猜测在美化我，事实很简单——我跟他们有非常强的、非常深入的交往，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每天中午，或者写作累了以后到推拿中心睡午觉。

那帮孩子跟我特别亲，这个特别亲又有渊源，因为我第一份职业是特殊职业师范专业的老师。当他们知道我这个身份的时候，几乎没有过渡，我们直接可以进入家人的状态。因为年龄相差比较大，所以他们一下子没大没小，去了之后，有叫我爷爷的，有叫我爸爸的，有叫我大哥的，叫什么都有。盲人跟我们健全人打交道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动手动脚，他什么东西都要靠手，一是表示对你的亲热，他会在你脸上摸，摸你是瘦还是胖，拉着你的手拽得你很疼，长期以来，我们变成很亲密的一种关系。

我在那个地方的身份也很特别，比如他们找女朋友偷偷地让我来看，说女朋友行不行。交男朋友也是偷偷让我看行不行。夫妻之间吵架也会让我去调解，他们之间产生的矛盾也是我去调解的。所以我写《推拿》是必然的，我能把《推拿》写到相对满意的程度是必然的，它不是特殊的努力的结果，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像时光流水一样。我觉得我能了解他们，归功于我的性格，我是很容易得到别人信任的人，尽管我剃光头，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很短时间，他们就能把你不可想象的秘密告诉我，我也不可能告诉你，在我小说里也看不到。

写完作品发现，面对生活作家非常浮浅

华商报：作品里写到了盲人爱情，两个看不到对方长相的人如何在心理建构对方的形象，你一般怎么表述？

毕飞宇：盲人，尤其全盲，对漂亮不漂亮没有概念，但是，盲人虚荣心比健全人更强，他特别渴望自己找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漂亮，这样，走在身边的时候大家很羡慕他。人人都有虚荣心，盲人的虚荣心比我们更强一些，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要把概念告诉他就行了，比如很漂亮，他也无法证明。这不是骗人，如果一定说骗人的话，生活中是要有这种欺骗的，况且这种欺骗不构成伤害。

华商报：这本书有没有推盲人版？

毕飞宇：有，但是他们不靠盲文版阅读，他们主要是靠盲文软件。书出来以后大概很短的时间，我到盲文网站去玩儿，发现他们在那儿听我的小说，语速是普通音速的四到六倍，因此他们阅读量很大，听的速度比看书速度快。许多盲人都可以上网，他们不需要眼睛之后手更准确，打字速度比你还快。盲人受教育程度你们不了解，现在盲人受教育程度很高，能到外面闯荡的人都受过良好教育，起码中专毕业。

我现在觉得遗憾，每次写这个作品的时候都有感觉，我对这一块了解得很深，可是我把作品写完跟这些人了解更深之后发现，面对生活作家是非常浮浅的。

华商报：这种特殊题材有没有被影视界注意到？你有没有设想会被拍成什么样？

毕飞宇：有。这个小说发出来不到一个月，电影版权就被人要走了，直到四天前还有人给我打电话要电影版权。我无法预估他们拍出来什么样，但是从一个一个导演给我打电话的语气我能感觉出他们想拍出风格化的东西。他们并没有关注人文意义，比如说尊严。因为我们思维模式不一样，他们很兴奋，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拍出什么东西。

没写出最隐秘的东西，是个遗憾

华商报：他们怎么看待你作品中对他们生活的描述？

毕飞宇：每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我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想到这个题材，我知道我写作的语言冒犯性比较强。写出来之后一小部分是认可的，一小部分觉得还行，一小部分很不认可。很不认可的原因是他们觉得我还是没有把他们最隐秘的东西写出来。无论他们认可还是不认可，我非常高兴做了这样一个题材。

华商报：那部分最隐秘的东西是什么？你后来知道了吗？

毕飞宇：他们觉得我忽视了盲人的嫉妒心。当然，说这些话的是心理健康的、自信心更强的，但你没法想象他们嫉妒心的强烈，确实，小说里对嫉妒没有充分挖掘，盲人的嫉妒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他们积极、更坚强、更自尊，这是阳光的一面，但是我不能回避他们特殊的一面，他们也多疑、嫉妒心很强，这是我没想到的，是有一个盲人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如果对此呈现更多，会更好。

对盲人来说，他们自我封闭，特别不希望被人窥视，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别人了解他们，我如果不写这部小说，这种矛盾我永远无法体会。

华商报：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为某一个特殊群体写作，有没有某种特殊的心态？

毕飞宇：我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抱着日常心态。我相信对我这种类型的小说家而言，离开了日常心态，小说肯定写不出来。因为我的价值体系建立在日常生活当中。

很可能国家、民族、主义这样一些大概念在我30岁之前极为重要、极为宏大，但是人到中年之后我发现日常生活在我心目当中是最大概念，同时也是我的理想。我必须把自己观察、感受和日常生活咬得死死的，只有这样，我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作品，而且我也愿意做这样一个角色。

我不是销量好的作家，但我是有价值的作家

华商报：之前，我们在茅奖结果刚出来的时候做了一个小调查，西安几家书城中《推拿》存货非常少，据说获奖之前销量一个月只有几本。本届茅奖获奖作品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销量最高，销量也能说明作品的生命力，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毕飞宇：说起销量我没有资格谈，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好过。我跟任何一个出版商都坦白，我不是一个销量好的作家，但是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作家，你要出就出，不出拉倒。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讲，有许许多多东西让他纠结，这个问题不值得我去纠结，有太多的事情比它重要。

华商报：你之前曾经获得华语文学奖，你却拒绝领奖。能讲一下你是怎么看待获奖的吗？

毕飞宇：获奖我是挺高兴的。那个事情真的过去了，你要是不满意我的回答，我中午请你吃饭，而且我从来没说过这个事情，就不说了。

华商报：呵呵，那就不问了。之前，你似乎并不为更多的读者所知，这次获奖对你来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毕飞宇：得奖的时候都很高兴，但我要对自己有目标，如果对自己要求不够，认为得了中国文学最高奖满意了、沉下去了，就不会有作品了。要有更清洁、更高的目标，就是写更好的作品。

华商报：很多人说，这次评奖机制的变化，完全改变了茅奖的评奖结果。

毕飞宇：是。我不认为这次能得茅奖是我的问题，完全得益于茅奖评委会更开放、更宽容的姿态，以往所有的茅奖作品都是大题材，简单说就是美国大片的题材，我这次写的是美国小片的题材，在我看来，美国大片的题材才是小题材，小片的题材才是大题材。茅奖价值取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如果不调整，我永远不会有机会得茅奖，因为我这种作家永远不是茅奖类型的作家。

华商报：为什么美国大片大题材是小的题材？

毕飞宇：那些大概念往往在一个阶段才呈现出特别的意义，但历史阶段是会改变的。对我来讲，恒定的东西更有价值，比如人性。

华商报：以前，一些评论家认为您的中短篇优于长篇，比如《玉米》优于《青衣》，这次获奖给了你长篇一个肯定，你是怎么看这些评价的？

毕飞宇：我没有写小说之前，我觉得我任何小说都写不好，大家觉得我短篇写得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短篇上花的功夫多，小说不是弹琴，不是说你10岁之前没把钢琴指法练好就永远弹不好钢琴，小说就是你花功夫就会有成果的事，它不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你要回去写小说，你10年之后肯定能写好，我说的是真的。

排在莫言余华之后，我不敢当

华商报：莫言、余华作品的海外市场很好，有人认为你是他们俩之后海外市场发展最好的作家，您觉得呢？

毕飞宇：他们是中国在西方发展最好的作家，没有第三，把我和他们放在一起，我不敢当，他们比任何中国作家的海外读者都多，我只能说我在后面这拨作家还好，达到他们那样，需要一段时间。

华商报：你之前的职业是法制记者，放弃的原因是什么？

毕飞宇：主要是辛苦。

华商报：作家不辛苦吗？

毕飞宇：每个人对辛苦的承受不一样，作者写作的辛苦我能承受，做记者的话，让我不停跑，见生人，对我来说比较困难，我怕动。还有，我的天性来说，我是热爱虚构的人，当记者的时候经常挨骂。

华商报：那你在新闻稿里虚构过吗？

毕飞宇：没有！哈哈，职业道德还是有的。

华商报：你为什么不用手机？

毕飞宇：我用座机，不用手机你也永远能找到我。

华商报：但手机还有很多功能，比如短信、微博等。

毕飞宇：没有手机我什么也没耽搁，我的日常生活非常健全健康，你说的短信，我有E-mail，发微博，我有电脑，我只是没有把家里的座机装在口袋里，不信你给我打电话，只要我在南京，你一定能找到我，我是有把握的，才这么做。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狄蕊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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