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刑简政民为本 文景之治奠盛基

汉文帝霸陵

咸阳师院历史学院教授雷依群

汉文帝在位期间，一切朝政事务的决策都以安民为本。他即位伊始，便下诏令赈济鳏、寡、孤、独、穷困之人，遇到自然灾害，国家便打开各地的国库赈济老百姓，这些措施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平定诸吕之后，当时诸侯王基本上都居住在长安，而他们的食邑却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吃的喝的用的都要由老百姓从数千上万里地运送到京师，这是一项十分沉重的负担。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在形势稍稍稳定之后，就诏令列侯全部回到自己的封地，没有经过皇帝特批的，坚决不许留居长安，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汉文帝时期大力倡导教化，推行孝治，在全社会提倡尊老敬老。政府规定，年龄在九十以上的老人，免除一个儿子的赋税和徭役，年龄在八十以上的老人，家里免去两个人的算赋（汉代政府规定的人头税，每人每年给国家缴纳一百二十钱），在全社会大力表彰孝悌、力田之人，即那些孝敬长辈，和睦兄弟，能努力种地，使粮食增产，布帛增多的模范人物，让全社会都能遵守封建的道德规范，形成良好的风气。

文帝统治主张无为清静，礼法并用，律令也趋于简易，许多汉初的酷法严刑都相继被废除，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十二月，在继惠帝、高后废除“挟书令”、“妖言令”之后，宣布废除“相坐律”，二年五月，又宣布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废除肉刑是汉文帝废除酷刑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国太仓令淳于公因犯罪受刑，将被逮捕送往长安关押，淳于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在即将启程时，他大骂女儿说：“生子不生男，出了事有什么用呢？”他的小女儿缇萦十分难过，随父来到长安，上书汉文帝。缇萦在上书中说：“死去的人不会再复生，受刑的人难以再复原，虽然想改过自新，但却没有机会了。”她提出愿意做官奴婢

来赎父亲的罪过，文帝被感动，当即下令废除了肉刑。

在量刑断狱方面，文帝时也放得比较宽。有一次汉文帝出行至中渭桥，当时有一位行人因躲避皇帝车马，躲到桥下，不料使御驾受惊，这个行人被判处罚金，开始汉文帝认为处理过轻，但经张释之以“法如是”作解释，汉文帝感到有道理，从此以后依法行事，量刑从宽，成为一条原则。

文帝在生活上也十分节俭，在他当政的二十三年间，史书讲“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经想修建一座露台，召集工匠计算成本，大概需要一百金，这一百金相当于当时中户人家十家的财产，文帝听说后，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身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却“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他要求所喜欢的慎夫人，穿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刺绣，以朴素给大家做榜样。在修建寿陵时，文帝明确要求不能用金银铜锡来做装饰，不给自己修建高大的陵墓，不给老百姓添麻烦，对一位封建皇帝来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了。

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文帝十分优容宽厚。周勃因为拥立汉文帝，常居功自傲，把所有人都不放在眼里，后来有人告他谋反，周勃被捕入狱，在狱中多次受到狱吏的凌辱，他一度竟想自杀，后来文帝还是宽待了他，恢复了他的爵邑。文帝的舅父薄诏杀了朝廷的使者，文帝不忍心处死他，派公卿与之饮酒，企图让他感到羞辱而自决，还派人穿上丧服前去哭吊，薄诏不得已而自杀。将军张武是汉文帝的元从功臣，文帝对他十分器重，但他却大肆贪污，公开接受贿赂，事情败露后，汉文帝不仅没有严厉处罚他，反而以国家仓库的金钱赏赐他，想以愧其心，让他自觉悔过。

汉文帝对功臣、宗室子弟的宽容，实际上已变成了一种放纵。为后来发生的七国之乱种下了祸根。

为恢复发展经济，文帝时期一直实行重农和轻徭薄赋政策。汉代初年农民特别是自耕农的负担十分沉重，当时一个五口之家，种地不过百亩，每年收获不过百石，除过给国家缴纳田租、人头税，所剩无几，如果再遇到水旱之灾，就只有卖儿鬻女，破产流亡了。自耕农的破产流亡，一方面加快了土地兼并的步伐，另一方面则使国家手中掌握的编户齐民越来越少，国家赋税徭役来源枯竭，最主要的是会不断地引起社会动乱，不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汉文帝在位期

间实行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一个是减省赋税和徭役，文帝即位的第二年便下诏令减免当年租税之半，把原来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令对百姓全部免收田租，文帝时还多次减轻徭役，“除戍卒令”，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

除此之外文帝时期的其他经济政策，也非常宽松。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除盗钱令”，即取消对私人铸钱的禁令，允许老百姓自由铸钱。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除关无用传”，传是通过关卡的符信（证件），汉代规定出入关卡必须要有传，汉文帝取消出关用传，有利于各个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又下令“弛山泽之禁”，即将山林川泽，也即矿山、鱼盐的资源开放，允许自由开发，这些开放性的经济政策，收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积极效果，为文景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文帝时期社会经济的自由发展，导致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土地兼并愈来愈猛烈，商人、地主、官僚一体化加重了对老百姓的剥削压榨，广大农民日益贫困，他们“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处境悲惨。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催生了“文景盛世”，但另一方面也给西汉中期社会埋下了巨大的社会隐患。（C）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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