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奢之间□赵新乐

曾经去烟台市博物馆参观,在精品展室有一件象牙席展品,温润似玉,洁白如雪,历久犹新,远观似有一种遮掩不住的华贵摇荡人心。

据史料载,此稀世之物乃清朝雍正年间的制品,原来共有五件,现在只遗存三件,一藏故宫,一在台湾,还有一件便收于烟台了。

象牙席之珍贵,不仅是因为质料非凡,更因其制作也颇为不易，明代祝京兆在《野记》中记载：“凡象牙齿之中悉是逐条纵攒于内，用法煮软，牙逐条抽出之，柔韧如线，以织为席。”尚俭的雍正皇帝当年曾特意传旨：“朕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适用……著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

1949年9月，毛泽东入住北平，宴请国民党起义高级将领吃饭时也是严令撤下象牙筷，换上常用竹筷。毛泽东解释说：“象牙筷么，那是有钱人用的，太贵重了，我毛泽东拿不起!”

富有四海的皇帝,气呑寰宇的伟人,置象牙席、象牙筷而不敢用,其情其思着实令人喟然生叹并惕然三思。

身居高位者不奢侈、不浪费,坚持以俭示人,固然有“一级做给一级看”的表率意识和示范效应,但倘若仅仅是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者，正也”的职责需求与角色定位上去理解和看待这种戒奢尚俭的行为与态度，则未免流于表层化、实用化、功利化了。

事实上，真正的崇俭者，并不是因为客观条件的局限与特定角色的约束才驱使他们被动地作出“俭”的姿态；相反，在更深层次上支配他们去奢取俭的内在动因，则完全是基于其主观上对于“俭”之价值与意义的深刻认知基础上的自觉选择、快乐选择。总而言之，对于“俭以养德”者而言，俭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境界。

俭奢之间决定的是物用之丰与歉。人生天地间，总得吃喝拉撒睡，衣食居行之用谁也免除不了。但在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的问题上，却因环境、条件、地位、身份、心态等的不同而表现出诸多差异。有的人穷，什么都得因陋就简；也有的人富，华金靛银高堂美室宝马香车；还有的人无论穷达利顿，都一生素朴，恬淡自守……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任何自由都有生理、伦理、法律方面的限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定然走向事物的反面。２００９年环球足迹网络（GlobalFootprint Network）报告称：如果全世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像美国人一样奢侈，人类需要五个地球来提供所需资源。满足维系生命之基本需求，这是物用之下限；而不超出自身的给付能力,同时更不超出自然界的资源承载能力，这应当成为个人与社会消费的上限。不难想象，倘若人人被时尚的潮流裹挟，豪华惟求，奢糜无节，取用无度，那么等待我们的只有“山穷水尽”、自我毁灭的悲剧。

俭奢之间征兆的是功业之成与败。“俭”与“奢”相比，是一种相对的节制或并不完全满足于人的状态。“俭”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俭”的本质是对物欲的约束与疏离,是人的自我管理与控制;相反,“奢”却是对物质世界没有边界的索取与占有,是人的欲望的恣意放纵与无休膨胀。《韩非子·说林上》载:箕子看到纣初立，“始为象箸”（开始用象牙筷子），就叹息说“吾畏其卒也！”结果，时间不长，就“琼室玉门”、“酒池肉林”,最后“百姓皆叛”，夏商也就完了。人的肉体是可以“养”出来，但人的精神则必须“苦”出来。人一旦沉溺于肉体和物欲的享乐，理性的思想与高尚的灵魂就会逸出游离，就会无心想事，不愿干事,很难成事，最终志懈神散,成为欲望的奴仆而滑向沉沦与堕落的边际。

俭奢之间折射的是心态之静与躁。“俭”、“奢”表面上是不同的物质生活样态，底里却是精神旨趣、人格境界的外部投射。人自身的真实需求无多，“日食一升，夜眠八尺”足矣，之所以会得陇望蜀，欲壑难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常常会受到外部世界的种种诱惑以至内心发生扰动。“破落户穷极不离鞋袜,新发家初起好炫金银”，一个人内心的宁静缘于生活的淡泊，精神的高贵起始于物质的简约。一个过于注重外在包装，过于在意他人眼光与评判，总是被外部喧嚣鼓噪的人，其内心必然缺少纯粹“自我”的定力，必是缺乏人格的自信与精神的支撑。

苏格拉底逛雅典市场时曾感叹：“原来我不需要的东西有那么多啊！”智者安提丰问他：“哲学家理应教人幸福，你却吃最粗陋的食物，穿最褴褛的衣服，岂不是在教人以不幸吗？”他回答：“正相反，一无所需最像神，所需越少越接近神。”我们都是凡人也活在平凡的世界里，那么，不平凡的生活又是什么呢？这是人言人殊，但又无可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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