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两次烟台之行

1912年8月22日，上海《申报》刊发了一条电讯：“孙中山于二十日夜抵烟，翌晨入港，各界派代表登安平轮迎接，十时登陆，同盟会开会欢迎。”

中山先生此次由上海水路北行，是应袁世凯邀请赴京议事，途经烟台时作短暂停留，稍事休息。船到码头，中山先生下榻位于朝阳街北端路西的克利顿饭店。这家饭店是俄国人1910年开办的，可提供丰盛的俄式大餐。

在烟台各界欢迎会上，胶东道尹曲同丰报告中山先生入京原委，烟台商会会长澹台玉田致词。欢迎会后，中山先生一行参观了张裕公司。中山先生以雄劲的楷书写下四个大字：“品重醴泉”，接着用小笔写出上款“题赠张裕公司”，然后落上“孙文”。这件墨宝珍藏在烟台市博物馆，被列为一级文物。因为编辑张裕博物馆藏品画册，有幸见过这件珍品，虽然时隔近百年，笔迹墨色如新，印章朱红鲜亮，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收藏，非专业机构不办。

其实在这之前，中山先生还有一次秘密的烟台之行，几乎不为人知。

十多年前，为了筹集张裕博物馆的史料，我去过福建龙岩，见到了张裕首任总经理张成卿的儿媳。当时她已八十多岁，思路非常敏捷。据她回忆，家人时常说起，辛亥起事前某一天，中山先生曾神秘地出现在张家院内，神情有些紧张，穿着寒伧，像是有意识地化了装。张成卿一反常态，避开所有亲朋，在书房里与中山先生整整密谈了一个下午，直到天黑，中山先生才悄然离开。事后张成卿一再嘱咐家人不得走漏风声。

据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记述：“中山先生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党支援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这个说法恰好与上面的回忆相符。张裕创始人张弼士在南洋时就曾出巨资支援孙中山革命，其子张秩捃还是同盟会成员。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看，烟台工商界在辛亥革命中应该还充当过赞助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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