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国
日升月落,正值好韶华,《烟台日报》迎来75周年华诞。在这欢乐喜庆的日子,年龄比您整整少了一旬的我,心情格外激动,有许许多多发自肺腑的话儿想对您说。除再次送上我最衷心地祝福与祝愿外,更想表达的是对您的一片感恩之心。是您一直以来用宽广的平台,不辞辛苦地一再接纳我,为我提供一次次展示文字的机会,借此我得以实现生活轨迹的不断改变,受益终身。这句句话语咱还需从头说起。
我哥哥大我两岁。我们上小学的头天晚上,身为复员军人、生产大队长的父亲,将我俩叫到一块(那时弟妹还小)嘱咐再三:“你们上学一定得好好学习,没有文化干啥都不成。瞧见爸妈没有,不识几个字,只能成年累月干体力活,依靠种庄稼养活你们。”
那时,我虽不怎么懂事,但对生活的艰苦还是有些许体会的。那时一年之中,大人孩子只有逢年过节才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吃上一顿感觉稍微合口味的饭菜。
因此,从我跨入校门第一天起,我便下定决心,从此刻开始,所有事情、尤其是学习绝不能掉队落伍。
我上小学期间,学习成绩年年优秀,年年得奖状;升到初中以后,担任班长;考上当时学制两年的高中,上了一年半课就被学校推荐参加工作实习。1976年秋季开学时,我顺利进入初中学校任教,刚工作不到一个月,徐元义校长突然喊我去他办公室,面带微笑地对我说:“公社来调令了,让你去公社通讯报道组工作,你马上准备一下。”原来公社通讯报道组中有1人调走了,公社便到驻地高中了解当年毕业生的情况,我是当时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后政文班的班长,有一定的文字写作基础,他们便挑中了我。
进入公社大院工作后,每月发10元钱生活补助,全年报酬视出勤回本生产大队记工分,按年底劳工日核算领取。说到底,就是脱离了生产一线的“农民”。时过不久,我听说院内的工作人员半数以上都是国家干部,每月拿工资、凭户口本吃“商品粮”,心中不由升腾起羡慕与向往感,将憋着的那股子劲儿全都用到了工作上。
尽管如此,在通讯报道组工作的头半年,力没少出,汗没少流,“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的考核记录,却始终不见起色。正在这档口,县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要在养马岛举办一期为时半个月的新闻通讯员学习班,公社同意安排我参加。学习班安排了新华社、烟台日报社等单位的名记者来授课,边学习边实践,让我茅塞顿开。
再返工作岗位之后,我不仅增强了新闻的“嗅觉”与捕捉能力,而且不再急于求成,精心打磨每篇稿子,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收获。
那时,公社一级大都设专职通讯报道组,受公社党委和县委宣传部的双重领导。因公社处在基层,新闻报道队伍的工作目标要求并不算太高,主攻方向是地区级报纸、广播,在省和中央级媒体上发表稿件可追加分数。这样一来,新老通讯员都将在《烟台日报》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作为首选,其激烈竞争程度可想而知。为此,我骑着自行车风里雨里进村入户采访,夜间通宵达旦地起草稿、修改,待审批定稿后立马用复写纸复写(后来进步了,用腊纸在钢板上刻好后复印)投递。遇有时效性强的稿件,常骑车赶70多里路直奔报社送稿。
汗水与日积月累的经验结合,使我所写稿件的质量不断提高,媒体的采用率也在不断上升,特别是在《烟台日报》上,有时一天能见到两篇稿子,省级和中央级媒体上也陆续有了我的名字。1979年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于厚泮,曾先后两次当面表扬我;县委宣传部组织的全县通讯报道工作会议上,又让我做典型发言。
转年6月,县委组织部下发推荐考试通知,为全县17处公社各招1名交通员,性质是“以工代干”,主要从事公社党委秘书或共青团干事工作,我有幸入选本公社推荐的3人之中。后经参加组织上的笔试和考察,我入选到另外一处公社党委任秘书,正式跨入了拿月工资、领粮票的行列中。
《烟台日报》这个平台,再一次改变我的生活轨迹,是让我进了县城。那是1983年的年底,因我在任公社党委秘书期间仍坚持向《烟台日报》投稿,又时常被采用,所以再次得到了组织上的关注。经过一番了解考察,组织上一纸调令,把我调进了县委办公室任秘书。时隔不久,我就在小县城结婚成家,安定了下来。
值此《烟台日报》创刊75周年之际,我在此送上我的衷心祝愿:愿党报越办越好,我爱你——《烟台日报》。
(作者系原烟台市牟平区人大法工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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