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的夏天,我在《玉林日报》发表了一篇《今朝若舍“文学奇才”,他日如何“新老相济”?》的时评文章。写此文的背景是,在当年的高考中,武汉考生周海洋用51行102句的“七言古体”写就了“最牛高考满分作文”——《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虽然当时三峡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因为他的高考总分只有370分,仅达到第四批高职高专(二)的录取资格线,所以录取一事,迟迟未决。
加之当时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国学大师先后辞世,有人写挽联道:“留德四十季,学林所羡!梵音空谷,牛棚杂忆,谈人生问真话能走多远?欧亚惟一任,愈志安继?儒教佛学,心灯无神,悟生命有效方使人幸福!”缅怀中尽是失落与彷徨,我于是借机写了这篇文章,不啻为周海洋的古文之才架鼓摇旗,也将三峡大学愿意破格录取他视为大善之举,并针对外界对周海洋及其古文水平的质疑而置言相问:今朝若舍“文学奇才”,他日如何“新老相济”?
这些年来,对于此事,我总以为是。这其中,包括我所认定的真相,以及我所认为正确的立场。直到日前读到肖金发表在《新文化报》上的《“大师考零分”的传奇正在被误读》一文,才发现事实的面目已然畸曲,曾经“我以为是的”东西并“不是”。
彼时,为了将周海洋招进校来,三峡大学可谓费尽周章,几经努力才终于通过专科补录将他录取,并让他“挂靠”到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学习。进校时,学校特别为这位“明星学生”制订了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并建立了一个由汉语言文学、历史等专业老师组成的导师组。
不过,等到2012年周海洋完成三年专科的学习准备毕业时,人们发现,周海洋挂了四门课,包括《英语》和两门缺考的选修课《毛泽东思想概论》《教育心理学》。令人惊讶的是,他所擅长的《古代汉语》也未能跨过及格线。更令人心感不值的还有,周海洋的治学科研态度颇显浮躁,与研习古文所需的沉稳、务实与精琢相去甚远。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三年后,周海洋再次以别具一格的方式,惊醒了我们。也仿佛,我们曾经遇见的一切皆是幻影。但事实是,我们还为一时的虚幻而呐喊助威。这不得不使人省悟,人之精力、阅历和思悟的极其有限。除却此外,我们还要思考:究竟是什么让我们错将假象当成了真相?我想,这多半是随着我们与日俱增的观察力、思辨力而悄然在我们心中萌芽并根深蒂固的成见所致——正如蒙蔽双眼的薄纱,令人若见实则眼盲。
我们时常惯于以“我以为是”的是非善恶、正邪成败的标准去肯定或否定一个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发现,事实的发展已经跳脱出原有的轨迹,产生了许多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背后,恰恰又意味着更多的可能。
这种超乎我们预判的可能,是好,还是坏?我们根本无法评判,至少,是无法判定。此时,“我以为是”就会因受到现实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不止地震颤。
期许,当然是充满力量的,但它也并不能处处奏效。就像对周海洋,当他因古文的“特长”和分数的“短板”而徘徊在大学门口时,我们可能觉得,这么有才气的孩子,就该让他到大学深造。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们不吝精力地为他长卷疾书或振臂高呼,也只是求得了对自己固有的看事待物的成见的一时发泄。一旦水落石出、云开月见,你才恍悟,曾经的你,不过是在为一种看似冠冕堂皇而实际可能只是投机的行为声嘶力竭而已。
当我们把一切虚妄的赞誉、糊涂的夸赏和盲目的崇拜舍弃干净,任何人和事物其实都不足以置身神坛。现实中,这一切本身即很缥缈,而它之所以会发生,只是根植于我们对现实不公、不平、不安的惶恐,以及在抗争无力时透到心底的哀凉。
那么,是否可以说,周海洋无辜,我们也无可责备呢?答案当然没那么容易得取。我们只是不能放弃追寻,并不忘初心地继续企望,能有更多富于真才实学的孩子,可以完全不抄“小道”而凭着真本事攀上众之所望的高台。
这样的人当然是有的,只是尚需时日和我们这个时代久已告罄的耐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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