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部台湾爆款《谁先爱上他的》，我持反对意见

作者 |陈好康，北京师范大学

《谁先爱上他的》由于喜剧向的人物设定，以及题材自身所带的话题性，率先在第20届台北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狂揽最佳长片和影帝影后。

之后，便顺理成章地以2018年度台湾电影种子选手的身份，进入到一年一度的华语电影竞技场——第55届台北金马影展中，台湾业界对其寄予厚望，希望它可以在各大奖项上有所斩获。

最后，凭借谢盈萱外放的表演拿下金马影后，这算是在被一众大陆影片的"围剿"中，保留下了台片的尊严。

作为过去一年台片爆款，当被吊足了胃口的它终于来到我们面前时，并不神秘的面纱也得以揭开。但是在揭开《谁先爱上他的》的面纱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部借用了“同妻”题材外壳，却罔顾该主体对象感受，兜售虚假“爱最大”价值观的矫正向电影。

我个人认为，影片用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着“同性爱情至上”这类空泛的标语式宣传，从而进一步忽略、引导，甚至变相矫正着大众对于“同妻”群体在形式婚姻中受到真实伤害的态度。

这样一部作品，在票房和口碑双攀升的情境中，是必须引起警惕的。

乘着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政治东风，《谁先爱上他的》为自身招揽了许多的话题红利，这本该引起创作者们更多的整体性思考和细致化体察，但可惜影片在这两点上的完成度都无法令人满意。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成品，是一个推翻先前剧本、大部分素材从剪辑室垃圾桶里抢救回来、零散拼凑起故事线，并用涂鸦风格和人物旁白进行后期串联补救而成的电影。

这个靠后期剪辑去缝合的故事，最大的矛盾在于，视点选择与所表现主体的不契合。人物视点的飘移让故事重心像杠杆一样被撬起，悬浮于半空之中，创作者再想架设起一座沟通真实情感的桥梁，就无法顺利达成了。

影片通篇运用儿子宋呈希的视角去审视，父亲死后，母亲刘三莲与父亲的男性情人高裕杰之间爆发的矛盾，跟随着叛逆的青春期男孩的视角，摄影机和故事在刘三莲和高裕杰之间来回摇摆，但并没有将连贯的注意力落到他们身上，这造成了人物情感表现上的断裂。

从相关的访谈中我们得知，影片的创作灵感，来自导演徐誉庭一位多年后重逢的同学，她给徐誉庭讲述了自己亲眼遇见丈夫与男性偷情的经历。

正是同学在讲述过程中，难以置信丈夫是同性恋，并且激动地拒绝承认自己的悲伤状态，激发了徐誉庭对“同妻”群体的兴趣，引导她创作了这部影片。所以影片的重心，本应该是这个妻子刘三莲，本应该可以是一个认真去探索“同妻”境遇的故事，但编剧和导演没有选择怎么做。

创作者们选择了一个折衷的方式，增加所谓“小三”高裕杰的戏份比重，来平衡、冲淡刘三莲身上需要承担的戏剧压力和悲剧性主题，改以一种剑拔弩张的外放形式去完成一种喜剧尝试。这种化悲为喜的策略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在于，他们最后选择的落地方式和呈现效果没有达到目的。

儿子作为主观视点去看大人的矛盾这种方式，是在弱化矛盾，是在避重就轻，是可以通过他的独白“他是坏人，他应该是坏人，可他为什么不难过”就可以不去呈现对方的真的“难过”；可以通过儿子的抱怨“她又来了，3，2，1”就让角色开始随心所欲地歇斯底里。

面对至亲至爱的死亡并不代表都要失声痛哭与混乱无助，但也不意味着就可以这么简单地处理成，一个儿子眼中“只爱钱”的母亲和一个苦守寒窑十八年的当代男版“王宝钗”。

这样不仅丢失掉刘三莲作为灵魂人物的核心吸引力，而且让高裕杰这个角色成为了男式圣母，最后的性情升华在有经验的观众面前显得颇为勉强，因为感情作用力没有给到位。

宋呈希的最大作用是叙事性的，他的离家出走借住高裕杰家成为另外两大主角可以交锋的契机，这是一个缘由，但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全长的故事，之后的重点应该放在刘高二人对这份保险金的不同反应和彼此之间无法相容的对抗。

但影片似乎从一开始就在明确地指向和解，指向越来越和气的重组一家人，嘴上的骂战只是一种表象，是唯一能维持人物矛盾的体现，但是你会发现，影片的人物关系一开场即是最高点，之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奔向互相理解而去，根本没有要从中作梗的心思。

影片的重点从探讨这个死去的男人给在世三个亲人造成的混乱，变成了“儿从天降”与“爱屋及乌”的养成游戏。

这依然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处理方式。

再者一点，如果影片选择了儿子宋呈希作为主体视点，那应该呈现的是一种相互割据的微妙三角关系，并发展其与父亲宋正远的父子线。但影片的主体还在让渡，还是母亲和情人，那添加这层儿子的外部视角又使得主体表现不淮确不清晰，这种隔靴搔痒的凝视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同样，影片对于父子二人之间的故事也处理得漫不经心，没有投放过多的注意力，只通过一句“你爸其实很爱你”和一场父亲病重校门口偷偷探视儿子的戏来表现。

而这场戏，依然也只是一个彩蛋，一个附加在大段落表现同性情人相儒以沫，陪伴你走过生命最后旅程的闪回插曲而已。全程儿子对父亲的态度极其模糊，他好像对于父亲的同志身份一点都不感兴趣，也一点都不困惑，他的注意力全在对抗烦人的老妈和观察这个要抢走他爸保险金的男人身上。

但是按照常理，这个男孩除了对抗母亲和好奇父亲的情人以外，真的就没有一点对于父亲的复杂感受吗？这一点，可以对比秘鲁的同题材电影《彩塑男孩》，就是一个男孩对于自己父亲同志身份本能的困惑和对抗，进而引发对于自身取向的探索和认证。这才是符合正常逻辑的处理方式，即使《谁先爱上他的》的落脚点不在父子关系，但必要的人物状态是应该去挖掘和呈现的。

《彩塑男孩》

继续探讨角色塑造对于影片气质的影响和导向问题。

刘三莲和高裕杰的人物塑造，建立在人们对于同性婚姻同情的先决情感倾向上，刘三莲的泼辣和强势实则是在为同性感情正名做让步，从而达到宣传“爱最大”这个主题口号的目的。

而高裕杰则被塑造成一个忠犬形象，让原本和《后来的我们》一样的类出轨事件变得顺理成章起来，反而不用背负传统女性“小三”应该背负的道德审判。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致命的导向性问题，通过强化妻子的外在表现来弱化“同妻”群体所受到的伤害和真实的疗癒过程，转而一味高歌男同性恋之间爱情的伟大，这种“政治正确”显得有点不道德。

其实影片最讨巧的地方在于宋正远的死亡，在“死者为大”的华语社区语境之下，我们竟然不能追究丝毫他的过错。这个故事前史的本质就是一个骗婚的男同志在发现自己身患绝症之后反悔，想要与妻子离婚重回恋人身边的类出轨事件。

宋正远是造成一切矛盾的根源，他切切实实地摧毁了自己的家庭，并给妻子、儿子和情人造成了痛苦。但因为他已经死了，影片在闪回中呈现的，依然是，也只能是人们记忆中的关于他的美好的愿景。

因为人们在怀念死者的时候，往往蒙上了一层好人滤镜，何况怀念对象是你至亲至爱的人，你怎么舍得骂他？影片又怎么捨得骂他？

谢盈萱的表演，比如在心理咨询室“真的没有一点爱吗”的痛苦诘问，部分地掩盖了刘三莲这个角色的单薄敷衍，但观众依然可以从影片的缝隙中觉察到，刘三莲的歇斯底里其实并不是这个角色所能表现出来的全部，也不应该是全部，影片应该给得更多、更丰满。

作为一个被丈夫欺骗十几年的妻子，在被丈夫告知他是同性恋，他要因为一个男人而离开这个三口之家的时候，刘三莲的反应是对的；当刘三莲背负着强大的道德压力对高裕杰进行报复，告诉阿杰母亲，她的儿子是同性恋的时候，刘三莲的行动也是对的。

但除此之外的很多片段，她都仅仅表现得像个典型的拿青春期儿子毫无办法的更年期妇女而已。

刘三莲的歇斯底里和庸俗，不是用来剖析命运施加在她身上的苦难，而只是为了让故事增加冲突。她发现丈夫死后的保险金不是留给儿子，而是留给了他在外的情人，她的抗争手段，从始至终毫无展现，最多就是进行了一次最后一定会被和解的告密。

综观整部影片刘三莲的行动，作为一个孩奴，她一步步地陷在为“爷俩儿”的生活提供后勤保障的泥沼里；对于夫妻情感的困惑和自身婚姻失败的不甘，影片只是通过一段和同性恋情穿插在一块的闪回去回溯。

故事行至中后段开始呈现一种没有明确目的的、无以为继的散乱感，因此又通过剪辑加入大段落的同性恋人往事的闪回，给观众速成一种情感积蓄。这是为之后到来的预定的大和解做淮备工作，但这种推演情感的方式带有着明显的加塞嫌疑，是补救性质的。

最后的矛盾大和解可想而知，是一种强行的“我需要故事有个美满结局”的和解，让每个人物在所谓的特殊场域做一个“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仪式，来结束这个在影片中的现实时空本不可能那么轻易化解的故事。在现实时空里，刘三莲的“原谅”仅是通过一次伤病、一串风铃和一出逝者百日祭典的戏剧就化解了。

把前史后事交叉剪辑在一起做信息并置处理，不代表这个人物在当下情境就能得到解脱。如果蒙太奇那么有用的话，那我们都愿意活在电影里了。背叛和质疑不再称其为痛苦，只要一闪回，我马上就能对一切释然。

对于人物的形象塑造，对比智利电影《普通女人》，会发现强势的“同妻”形象其实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真正能形成情感震慑力的可能往往是来自脆弱维持的表面文明和欲盖弥彰的伪善行径。

虽然有人物性格与阶级上的具体差异，但是在对待逝世家人的跨性别情人时，《普通女人》里所展现出的有层级的复杂伤害，首先是带着理性文明的面具登场的。观众能轻易地从妻子一系列虽然克制的神态语气中，识别出她对于女主人公作为跨性别群体歧视且厌恶的情绪。

这就是用非典型的手法塑造典型形象，创作者所表达的观点依然是具有典型的同情心态的。反观《谁先爱上他的》，刘三莲和高裕杰的斗嘴则显得小儿科了很多，有为了喜剧桥段和娱乐效果而吵闹之嫌，这种牺牲了部分理性思辨权利的方式，带着一种小孩子过家家的幼稚感。

《普通女人》

邱泽塑造的高裕杰比刘三莲就更弱气三分。

创作者把这个角色当成是影片的高光人物来处理，让他背负着最重要的反转使命：从出场的粗俗无礼、生活散漫、事业不顺，到之后通过儿子宋呈希的视角一点点剥开他的内心，表现其对父亲宋正远的深沉的爱，到最后揭示宋正远把保险金留给爱人的真正原因；这本该是个伟光正的标竿式好人形象，但正因为高裕杰太好了，导致这种虚幻感才被放大。

这种被冤枉的“正义好人”的套路，是建立在以伤害和摧毁为前提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被极力削弱的受害者处境的基础上的。设想一下，如果高裕杰的角色置换成一个女性，无论多年前她是否率先与宋正远相恋，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是否情比金坚，宋正远和高裕杰在多年后重燃爱火的行为，一定是会被定性为出轨事件的，是要接受道德审判的。

但现在由于人们在倡导、提倡同性之爱的平等，酷儿电影中的同性爱情成了最大的正义。所以影片里这样的性别设置，反而削弱了主人公婚内出轨事实的道德审判感，这是一件吊诡且讽刺的事。

每一部酷儿电影诞生，其背后的故事都充斥着或多或少的苦难，每一部酷儿电影所背负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代表可以允许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为了某种主义、某种观点，而强行传递伪善的价值观信息，调换人物本身的正负能量磁场。

这，并不是能让酷儿题材电影进步，能让同性婚姻平权化更快到来的方式。正视并重新评估在形式婚姻中不同个体受到的影响，才是《谁先爱上他的》这样的酷儿电影子题材应有的社会担当。

不能因为创作者要将这个题材处理成喜剧形式，就削弱对抗，就避重就轻，就开始进行注意力的飘移，这是创作大方向上的整体把握。不能因为这是一个带有娱乐商业性质的酷儿题材电影，就为了更加亲民的合家欢目的而强行让故事圆满，更何况圆满的手段如此笨拙。

在这个世界酷儿电影已经发展到突破个体困惑，不局限于个体性向探索，不仅立足于单一社会平权诉求的新兴酷儿电影时代，酷儿题材电影的主题和类型呈现出细致的分流状态。同志爱情已经不再是影片中唯一的呈现主题，酷儿元素也常被当作一种辅助性标签夹杂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中，去探讨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

这种酷儿电影平常化、去特殊性的尝试才是真正有益的发展方向。

新闻推荐

女导演要上演帽子戏法?

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已于当地时间2月7日正式开幕,作为每年最早开幕的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有一个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