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票房破5亿元，导演殷若昕和编剧游晓颖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 选择开放结局 不想强行圆满

继《你好，李焕英》后，《我的姐姐》又成为一部耀眼的黑马之作。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显示，2021年清明档累计票房8.2亿元，创造了国内同档期票房纪录。其中，《我的姐姐》排片占比从上映首日的16.6%飙升至35.5%，是清明档最大赢家。上映6天，《我的姐姐》票房突破5亿元大关，打破《反贪风暴4》创造的国内清明档票房纪录和观影人次纪录。

《我的姐姐》讲述的是父母意外离世的二孩家庭，已成年的姐姐安然面临着追求个人生活还是抚养年幼弟弟的难题。在亲情的羁绊和个人梦想追求之间，她挣扎求索，找寻真正的自由与自我。《我的姐姐》是导演殷若昕和编剧游晓颖的二次合作。两人将这部电影对准中国式家庭中的女性，展现当代女性在家庭、社会等大环境中所面临的种种境遇，发人深省。

创作《我的姐姐》是受政策触动

记者：为什么要创作《我的姐姐》这个故事？

游晓颖：我写剧本是因为2015年看到独生子女政策取消，允许生二胎。当时我身边的朋友也发生着类似《我的姐姐》的故事。我看到这样的家庭里有很多亲情的撕扯和碰撞，我想探究这背后的原因。另外，我本身是独生女，二胎之间的相处也会引发我很多思考。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家庭题材。

殷若昕：虽然我们是独生子女，但多子家庭的故事就在我们周围。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放开，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是非常值得去探讨的。另外，我也是一名女性，出现了一个书写我们现代女性的故事，我会有一种使命感想要去好好地拍出来。在我们面临各种外部困境和自己内部困境的时候，当伦理的困境和自我求索的困境撞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种碰撞产生的魅力和思索，是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去探索的。

记者：开拍、写剧本前你们为了这个项目做了哪些准备？影片故事是否有具体的现实原型或社会新闻素材案例？

游晓颖：写剧本之前，我跟身边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多聊，然后看一些关于家庭方面的书籍，类似《家庭治疗》《热锅上的家庭》这种涉及家庭心理学方面的书。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深入个体的经验里面，像跟我的父辈，以及舅舅、姑妈这些角色，其实是有我身边一些人的影子，我们去追溯他们的一些往事，然后把这些融合起来作为补充。原型其实有很多，会把周围朋友的经历融合起来，但不会是特定的某一个原型。我也喜欢去网上搜索这样的新闻，经常看他们讲的一些什么独生子女联合养老，还有多子女家庭是什么感受，就会看到很多人在上面写自己的感受。我把这些东西做一个消化，通过艺术加工给呈现出来。

殷若昕：在开拍之前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剧本，我所做的一切是要如何去翻译、具象化、可视化这个东西，更多地去填充生活化的细节。

我在看剧本的时候，会把自己先变成里面的每个人去经历。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我会想到我的妈妈，因为剧本里有姑妈这样一个角色，就会去关注她们以前的故事，也会了解在她们那个时代的多子女家庭，尤其是这种长姐的故事。再包括我们之前经常分享一些看到的案例，所以这里面会有很多生活中的影子。

姐弟的情感变化是更生活化细水长流的

记者：片中姐姐的具体年龄是多大？为什么给她设定的职业是护士？

游晓颖：护理专业毕业两年，工作两年。护士工作的环境能够见众生，不想让姐姐只困在自己那一方情绪里，还可以让她看到周围人的处境，也对自己的处境会去反思。

殷若昕：而且护士这个职业很大一部分都是女性，其中也会有女性不公平在里面，这个设定我们也有这部分考虑。

记者：姐姐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游晓颖：姐姐之前有过原生家庭伤害，她想要摆脱束缚，追求自己的生活，她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在电影里她其实是把自己曾经失落的东西一点点找回来，打破内心的坚冰。强大和柔软是她的一体两面。

殷若昕：她尝试着建立亲密关系，尝试着去爱，尽管这个过程跌跌撞撞，但她在慢慢地寻找建立亲密关系的可能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坚定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记者：弟弟是个怎样的小孩？

殷若昕：对于弟弟来说，由于父母离世，他在极速地适应环境变化，所以弟弟一定是心思敏锐的小男孩，不然也不会和姐姐之间发生这么多故事。另外，他这个年纪有天然的自我保护和察言观色，他会想要去求证姐姐是否喜欢他。

游晓颖：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姐姐，他们对于情绪的捕捉很敏感，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在意你，所以片中弟弟会很在意姐姐的举动。金遥源的眼睛真的很好看，会讲话，还有他的台词很好，他说台词的时候很真挚。可能是天赋，他虽然才4岁半，但他的口条可能比六七岁的小孩都还好。

记者：姐弟关系是如何变化的？

游晓颖：姐弟的情感变化是更生活化，细水长流的。像弟弟受伤后，姐姐背弟弟回家，那是打破坚冰的重要时刻，本来他们没有肢体上的接触，但当不得不肢体接触的时候，情感就会有转折。

殷若昕：起初姐弟俩一直在遥遥相望，但片中会有很多生活化但又隽永的时刻。例如姐弟互相摸对方眉毛的细节。姐姐看着眼前睡着的弟弟，发现他们的眉毛非常像，在那一瞬间她明白自己跟弟弟之间的羁绊。后来弟弟也有摸姐姐眉毛这个动作，姐弟俩之间的情感是有来回流动的。

这个结局是开放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

记者：哪场戏最难写、难拍？皮球这个意象有什么含义？

游晓颖：姐姐回来搬家和表姐对上的那场戏最难写，因为不想把它写得太“狗血”，要交代关键信息的同时，又要把吵架的节奏拿捏好，还希望能够看到两个女孩背后家庭的东西。还有一场戏，就是姐姐跟姑妈谈话。我既想把她们两个的内心给剖析出来，又不想用非常直白的方式，所以我会想很久，这两个人怎么去达成我想达到的效果。这两场一场是爆发的，一场是走心的，我都会觉得比较难写。这个剧本确实打磨了很多年，到最后觉得每场戏都完成了我内心的设想。

剧本最开始叫《踢皮球》，这是弟弟喜欢的一个运动，其实他的命运也像这个皮球一样。某种意义上姐姐也是一样的，很难有停下来的时刻，命运是比较漂泊的感觉。

殷若昕：弟弟趴在防盗窗上跟姐姐说话那场戏最难拍，弟弟要从防盗网上掉下去。其实武指提前做了很多保护预案，但是弟弟非常害怕，他一旦接受他要掉下去这个设定，就没有办法去表演。所以那天晚上我们不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还要保证拍摄，而且那天拍摄条件很艰苦，一直在下雨，外面有非常多的剧组工作人员一直在等弟弟的状态，所有人都在配合着那个时刻的出现。最后弟弟勇敢地完成了那个时刻，那个夜里非常难忘。

记者：据说拍摄朱媛媛和张子枫对话的那场戏，现场很多人都哭了。

殷若昕：那场戏说起来还想哭（笑）。那场戏是很难很“走心”的，媛媛老师是感情特别充沛的演员，之前演的时候她一直在克制。这场戏我跟媛媛老师说，你看着子枫说出那句台词。她一旦看向子枫说出那句台词，我们所有人不管哪个机位，都是全场失控都哭了。因为那场戏本身内部的能量就太大了，当演员呈现出来的时候，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代入和投射，想到了各自的亲人。

游晓颖：我们现场那些铁石心肠的男孩也哭了（笑），他未必是在那一刻理解了女性，但确实很动人。

记者：姐姐和姑妈这两代“姐姐”对话的意义是什么？

游晓颖：姑妈曾经也是家里的姐姐，并且很像我们母亲那一辈女性。创作这场对话的时候我想到了套娃这个意象。套娃就是一个套一个，但最后姑妈说“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面”，其实是说你可以有自己人生的选择，不必像姑妈一样走大家给她规划的路，这是姑妈对姐姐的疼爱和理解。

记者：电影里姐姐其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对于结局的设计有什么考量吗？

殷若昕：姐姐是独立长大的，有强势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她不会做出完全牺牲未来的事，所以她会前往北京考研追求理想。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直很心疼姐姐，但又有一种“不得不”的感受在里面。作为创作者，还是想让大家看到这个女孩所代表的故事，而不是强行圆满。但是否抚养弟弟这个结局是开放的，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其实你的经历和价值观，以及对剧情的感知会决定你对结局的倾向，这也是开放式结局的魅力。

游晓颖：电影是开放式结局。我们更想让大家看到姐姐经历和遭遇的这一切，至于最后的选择是什么，看完电影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答案，这部电影不是要指导任何人的生活。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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