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老师当老师究竟意味着什么？

趁着延迟开学，一众大学青年教师获得了一段休整期：不仅不用教学，还能赶着论文进度。若时来运转，疫情结束之日，应付下一轮“3+3”考核的学术成果也生产得差不多了，也不妨说“在家从讲师宅到了副教授”。

此举若能见实效，倒也省去不少麻烦，至少被学校辞退另找工作的辛苦就免了。

教师，无疑是国人心目中最为体面的职业之一。除去教书育人的职业光环之外，倒不是因为做老师能赚多少钱，只是在近几十年的时代巨变中，教师这一职业，始终与稳定牢牢挂钩。

若在稳定之外配之顶级的体面——成为大学老师，那自然是人人称羡的事情。

钱多事少，谁不羡慕大学教师？/《夏洛特烦恼》截图

面对父母的挑剔，一份工作挣得再多，与老师相比也会被视如草芥，在他们看来，“铁饭碗”压倒一切。只是，身处变局中的青年大学教师，并没有外人眼中的那般容易。“进入大学教书”与“留在大学教书”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

早前，曾有武大辞退115名青年教师的消息，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消息称，119名青年教师在迎来第一个“3+3”考核时，仅有4人通过，“淘汰率高达97%”。

尽管事后媒体辟谣，该消息有不实之处，但已被证实的严苛的“留校率”，依旧挑动着国人敏感的神经。

多少青年教师的待遇，充其量只能算“临时工”。/unsplash

一时间，在大学教师聘用制度改革的冲击下，象牙塔内体面、稳定且被赋予极高社会荣誉的大学教授，被冠以“临时工”的名号。

现实表明，想要拿到大学教授这个“铁饭碗”，在大学里立足，已经越来越难了。

当大学老师容易？不存在的

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成立，该机构力推终身教职制度。所谓终身教职制度，即教师在进入大学时不给编制，通过一段时间的考核之后，再授予终身教职。

该机构力推该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大学教师们的工作安全。

有了终身教职，学校便无法随意解雇一名教师，也无法干涉教师们的学术研究，那些与主流观点不一致但方法正确的教师，便可以在保护之下继续自己涉及敏感领域的钻研。

一旦大学教师获得了终身教职，学校便不能因为领导人个人倾向和外部压力随意解雇教师。

大学教师，看起来很体面。/unsplash

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头，许多学者受到侵害，这直接导致此后终身教职制度受到更大力度的拥护和推行。

时至今日，尽管美国对于终身教职制度存废产生了巨大争议，但不能否认该制度在上世纪为美国高等教育做出的贡献，以至于其在全世界确立起教育的领先优势。

十多年前，上海财经大学率先引入了终身教职制度，即“来时不给编制，六年后非升即走”。此后，国内众多高校开始陆续引入这一制度。

上海财经大学成为吃螃蟹的第一人。/百度搜索截图

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难度极大。2016年，大学教授美国联合会发布报告称：美国大学内有超过70%的教师为非终身教职，能取得终身教职的人少之又少。这实际上也成为推动留学生归国潮的原因之一。

一部分留学生在国外迟迟无法取得终身教职，而国内大学教师与稳定的编制挂钩，吸引力很大。加之该制度在国内引入不久，竞争淘汰率要友善许多。

然而，伴随着武汉大学辞退青年教师的消息在网络上爆出，国内残酷的竞争真相彻底展示出来。

大学教师，并不是铁饭碗。/微博

当稳定的编制愈发难以获取时，该群体出现情绪反弹也就不难理解了。一些教师坦言：如此竞争压力，“还不如出国去”。

愈发严苛的聘用制度表明，外表依旧光鲜的大学教职，背后暗藏着极少数人能忍受的压力与竞争。要实现从“临时工”到“铁饭碗”的跨越，尤其是在知名高校实现这一跨越，国内难度并不比国外逊色。

教学+科研，“临时工”压力巨大

终身教职制度的引进，其目的是为大学教师群体注入动力，同时加速学术人才的流动。

但现实表明：该制度保障了已取得终身教职制度的教师们的工作安全与权利，但对于那些尚未取得终身教职的青年教师来说，除了压力和困境，似乎毫无保障可言。

在当前的大学教师考核制度之下，青年教师能否留在高校，科研成果和论文发表数量成为关键因素。

2018年，武汉大学一位青年教师成功晋升副教授，根据他提供参评的《武汉大学聘期制教师工作业绩表》，他在三年考察期内发表国际SCI期刊论文21篇，3篇入选ESI高被引论文，主要为第一作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多个国家与省部级项目。

想评职称，就离不开论文。/unsplash

然而，这并非普遍现象。作为资历尚浅的青年教师，申请到足够高质量的课题困难很大。有的课题申报时，甚至直接注明了可申请教师的职称级别。这造成学术圈的“马太效应”：最需要高质量课题的青年教师，却很难获得急需的机会。

同时，青年教师又必须承担足够的教学任务。但在考核时，“课上的好”比起好的课题与论文发表，说服力明显不足。

一职业学校的教师曾表示，自身承担的教学任务“远超规定的数量”。当大部分时间用来授课，科研的时间究竟又在哪里？

青年教师揽下教学的活儿，科研有他们的份吗？/《三傻大闹宝莱坞》截图

2012年，一篇取名为《工蜂》的调查报告面世，该报告向人们展示了时下青年教师“一高二低”的生存处境。

详细说来，青年大学教师处于“高学历、低收入、低生活质量”的状态。在职称与收入紧密挂钩的考核规则之下，能否在考核期内评上职称，直接决定了往后的生活质量。

一调查表明，江苏某高职院校，讲师及以下职称占近70%，正高、副高两项职称占总名额被限制在32%。

但该名额早已达到上限，对于青年教师来说，获得升职称的唯一途径就是熬——熬到原有的教授们退休或离开。

“当媳妇熬成婆”，青年教师也能用到这招。/《老师·好！》截图

当然，在教学和科研之外，考核期结束时能否获得留校机会，谁先谁后等等，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除去个别极其优秀的青年教师，大部分人能力相当。

能否申请到高质量课题，升职称谁在前，谁在后，都考验青年教师们的人际关系等诸多因素。

有青年教师曾说：“想留下来说来也容易，它要求青年教师是能教学、能科研，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又精力旺盛的全才。”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青年教师，真的难。/unsplash

华南某高校的张同学表示，他认识的老师中，有的迟迟得不到升职机会，“被低一档次的高校以授予教授职称为条件挖走”，有的老师则跳槽至企业，“年薪不菲”。

每到考核年份，“一众讲师手握数家offer，随时准备改换门庭”的，是普遍现象。

追求“学术自由”还是“工作稳定”？

在弦理论如日中天的年代里，曾有物理学家调侃道：“如果一个年轻理论物理学者不进入弦理论领域，基本就是自杀。”当终身教职制度引入国内，国内众多青年大学教师也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平庸还是出局？

即使是终身教职制度发源的美国，有关该制度的利弊也一直争论不休。

有一种声音就认为，尽管教师在取得终身教职制度之后，能够帮助其潜心科研，但在其追求终身教职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学术研究质量却是难以保证的。

在国内，青年学者为了追求论文产出速度，本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领域也可能草草收场，很多研究做到“八九不离十”，能发表就行。

对青年教师而言，或许留下来比学术重要。/《独家记忆》截图

为了迎合潮流，很少有青年学者专注于冷门的研究领域，逢迎主流口味以增加学术产出成为主要目的。那些知名刊发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口味，被青年学者们争相追逐效仿。

这是一个交易的过程。青年教师用科研的平庸换取终身教职，最终获得稳定工作和更高的收入。

与国内不同，在美国，终身制的职位本身少之又少，人们对人才流动习以为常。美国的教授圈里流传一句话：“想要加薪，就去拿一份更知名高校的offer回来”。在我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人们更加青睐稳定的编制。

编制，是中国人对职业的极致追求。/unsplash

本着追求“高质量铁饭碗”的初衷，类似武大这样的名校青年教师扎堆，但地处西部或低一档次的高校，却会出现留不住人的局面。

这不免让人质疑，在青年教师激烈角逐终身教职背后：相比于学术自由、潜心科研，获得一份稳定又高薪的职业，以至于在高校舒适圈里继续“舒适”的平庸，似乎要更加重要一些。

在近年来的争论声中，有的人就认为，除去努力科研的人，大多数追求副教授职称，只是为了获得“稳定平庸”的资格。

即使在整个社会已经如此自由流动的今天，人们对稳定的追求依然无与伦比。

公务员竞争激烈，对“稳定工作”的追求可见一斑。/微博

在整个社会被35岁的职业门槛烘托得无比焦虑时，身处六年甚至九年考核期中的青年教师们，更加能够感受到因不稳定带来的焦虑。

对于他们来说，考核期至，胜则胜矣，如若被淘汰，将是年龄、货币等多个方面的损失。2004年，清华大学教师刘求生因学校不与其续约，将学校告上法庭。

到2018年，知乎爆出武汉大学的超高淘汰率。这一群体焦虑不安的背后，或许是争取学术自由失败后的愤怒，更可能是丧失稳定编制之后的不满。

在批判声里，青年教师囿于难以获得稳定教职，社会则批评青年教师为了获得稳定编制，将学术研究打了折扣。当然，说别人容易，若工作不稳定，谁都慌得不行。原标题：《非要当大学老师，你是有多想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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