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日本高中足球对中国的启示

近日，正在举行的亚洲杯使“国足”又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而每年年初，中国舆论界也都会刮起一阵“日本高中足球联赛”（实际应叫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的旋风。百年的历史，数万人的上座率，4000多支球队，高水平的竞技，这无疑让国人目不暇接，诧愕吃惊。近来，相关的评论文章或纪录片也如雨后春笋，快速涌现，但却总给人雾里看花之感。《孙子·谋攻篇》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作为中国在足球赛场上强大的竞争对手，我们真的知己，真的知彼吗？

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开幕式  图片来自『高校サッカー年鑑』

现代中的传统内核

2004年，国际足联首次确认足球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蹴鞠。在传统中国，蹴鞠仅流行在贵族与官吏之间。尽管如此，蹴鞠仍然传播到日本，并且在民间落地生根。时至今日，日语中“蹴球”仍然代表足球，日本的神社还有纪念蹴鞠的活动。

然而，蹴鞠已成往事。19世纪以来，西风东渐。现代足球依托于西欧工业文明，开始在世界各地普及，进化成高度商业化、竞技化、职业化、国际化的一项运动。今天日本足球市场的运营范式、资本运作、合同制度，实际上基本采用了西欧文明的框架。

但是，日本足球仍然保留了自身独特的传统，高中足球的兴盛就是一个缩影。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起始于1918年，比日本足协的创立还早3年，已历经百年沧桑，唯一的停办仅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的4年间。因此，不同于西欧的职业化和市场化模式，日本一直保持了以校园足球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以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参赛球员的履历为例，冠军法国队的22名球员中全部来源于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没有1人来自校园足球。日本队的情况完全不同，22名球员中21名经历了高中足球，只有1名球员来自俱乐部青训梯队。

校园足球的思想、规范、方法自然与西欧的市场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正如日本校园足球中最常见的一个标语——“心、技、体”所表现的那样，精神层面的修养与人格的塑造被摆在第一位，这也彰显了日本传统文化占据着足球领域的核心地位。

传统与现代碰撞

1993年，日本开始导入西欧模式的职业足球联赛，传统与现代开始发生碰撞，足球结构也因此产生变化。职业足球的建立，使得俱乐部青训成为重要的人才输送渠道。那么，日本传统的高中足球何去何从？传统与现代孰重孰轻？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两者的强弱关系反映的是日本足球的基本结构。

以历届世界杯日本国家队成员（1998年法国世界杯至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个人履历统计为例（参下图），我们可以发现，第1，整体而言，校园足球是日本足球人才的核心输送渠道，俱乐部青训只是辅助，这和西欧模式完全不同。第2，2014年开始，俱乐部青训的比例上升，校园足球的比例下降。2018年，两者已经接近持平状态。

日本国家队历届世界杯人员结构变化  笔者制图  数据来源：日本足球协会官网

另外，历届亚洲杯日本国家队成员的构成情况也和世界杯的情况几乎相同（从日本足球职业化的90年代初期开始统计，参下图）。一直以来占据核心位置的校园足球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西欧模式的俱乐部青训的重要性正在稳步上升。换而言之，2010年左右，日本足球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日本国家队历届亚洲杯人员结构变化  笔者制图  数据来源：日本足球协会官网

高中足球因何兴盛？

日本传统的校园足球是否会走向消亡？答案是否定的。最近10年的数据显示，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全国大赛场均观众人数基本维持在5000人以上（售票制，参下图），这说明高中足球的受欢迎程度仍然稳定。但是，我们仍要追问为何日本高中足球能够蓬勃发展？

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全国大赛场均观众人数  笔者制图  数据来源：Soccer D.B.数据库网

第1，历史条件。日本高中足球的发展有很强的历史连续性。百年的历史沉淀凝聚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其中的故事性又是商业化的绝佳材料。这也是为何投资高中足球市场的主力是媒体行业的原因。故事的话题性和可塑性对媒体而言至关重要。

第2，文化条件。日本人执着、保守、内敛的文化性格和校园足球朴实无华的属性较为契合（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的会歌《ふり向くな君は美しい》就是赞美失败者的歌曲）。所以，高中足球的商业化程度并不高（2005年开始导入偶像歌手代言或许可以视为商业化的升级）。因此，教练与球员更重视古典美德——忠诚与荣誉，这确保了运营的稳定性。

第3，经济条件。日本社会对高中学历有很高的接受度，这让踢足球的学生不担心未来出路。日本文部科学省2018年3月的调查显示，全国高中毕业生总人数1,061,494人，希望就业者187,715人，成功就业者184,094人，就业率高达98.1%。近20年的数据显示，日本高中学历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85%以上（参下图）。这既说明了日本基础教育的笃实，也说明了日本社会采用人员的多样性。

日本高中毕业生就业率趋势  笔者制图  数据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官网

第4，体制条件。首先二战后的日本实行地方自治，地方行政长官由下层的民众选出，而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所以，努力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当然是获得选票最有力的方法，但除此之外，推动校园文体事业也是政客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客们往往会对校园体育采取积极的合作态度。对校园体育的投入可以成为竞选的资本，这事关自身的利益。

其次是民间自治体的兴盛。归根结底，足球的发展极大的依靠人们的自主性，也就是热爱。但是，从上至下的行政命令不一定总是和人们的愿望想吻合。因此，日本校园足球的管理主要交给民间自治体，也就是全国高等学校体育联盟。全国高体联旗下又有地方高体联，所有信息和预算都须公开，人事不受政府管辖。高体联的财政不依靠政府资金，主要靠企业赞助、转播权、社会募捐等。这种自治体机制摆脱了行政干涉，保障了下层的实际诉求和能动性。

最后是私立学校的兴盛。发展高水平的校园足球需要雄厚的资金，因此，日本大量的私立学校为校园足球的发展的提供了动力。私立学校不仅财源独立，在建学方针上也有自主权。为了维持和扩大生源，建设具有传统优势的文体项目是最佳的选择。

校园的局限

当然，不溢美不饰非，我们也要冷静的认识到日本高中足球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反映在反市场的逻辑。

第1，体系的封闭性。俱乐部模式的人员流动依靠市场原则与合同制，相对自由，还可以跨国进行。但是，校园模式中，球员本质上是学生，人员流动不依靠合同而是受制于学籍，流动性自然降低，更不必说跨国转会（日本允许留学生与混血儿参赛，但毕竟少数）。再加上，高体联考虑加强高中足球的稳定性，规定高中球员转校6个月以内，不能代表新学校出席比赛。这进一步限制了球员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是增强了体系的封闭性。

高体联也在试图改善这一点，增长球员的能力。例如，每年举办的高元宫杯足球联赛就让高中球队与俱乐部青训梯队共同参赛，相互切磋。并且，自1973年起，每年还会从高中球队中选拔一批优秀球员，组成日本高中联队进行海外拉练，增加校园足球的国际比赛经验（参见《高校サッカー90年史》）。

1977年日本高中生联队对阵广州市高中生联队  图片来自《高校サッカー90年史》

第2，地区内竞争性的不足。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每年参赛学校有4000多所，但最终角逐全国大赛的只有各地区的48个冠军球队。近10年的全国冠军分别是10所不同的高中，这说明进入全国大赛的队伍水平接近，竞争性强。但是，地区层面的情况相反，代表地方出战全国大赛的资格几乎被固定的学校垄断。这反映的是地区内部各高中的水平差距过大，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是资源的分配不均。

第3，校园环境的拘束。相比俱乐部而言，校园足球更多的受到校园环境的拘束。首先，场地、器械、医疗、饮食相对逊色（多数高中的球场为土地，硬件接近职业水平的私立高中只是少数）。其次，校园环境中，所有希望参加足球队的学生都不会被拒绝，同时，私立学校还会四处搜刮人才扩充战力，这必然导致球队组织过于庞大。这对人才培育和训练实战都有负面影响。第三，校园足球的教练本质上是学校教师（公立或县立学校的教师还是地方公务员），因此不会轻易被解聘，长期执教意味着缺乏竞争，教练水平就可能止步不前。相比于俱乐部的教练和球员同为雇佣关系，校园足球中教练与球员是师生关系，上下等级会显得更为浓厚，这可能导致球员无法表达自身的个性与意见。有研究显示，相比于西欧足球体系，日本高中足球的球员与教练的人际关系显得较为薄弱（参见《高校サッカー競技者とコーチとの人間関係についての検討》）。

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足球具有自身独特的传统，以高中足球为主线的发展模式与西欧国家有很大不同。长期作为西方阵营一员的日本却没有急于求成地导入西欧的现代足球市场模式，而是一边维持高中足球的传统，一边进行稳步的改良。这也是目前高中足球与俱乐部青训双轨制并存的原因。

相比日本，中国足球的体制变革显得过于仓促。2014年12月4日，新华网刊登的《校园足球的春天如何带来中国足球的明天》一文中指出，“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后，举国体制下的体工队培养模式坍塌，新的青训体系没有建立”，“中国足球形象糟糕，足球人口急剧减少”。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体制变革类似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有很大的副作用。旧体制的瓦解当然给新事物的生成提供广阔的空间，但是，瓦解速度过快的副作用便是新体制将长期缺乏稳定性与合理性。

足球是社会的产物，终将受到文化、经济、体制条件的束缚。怎样才能为足球提供一个更为合理有效的文化、经济、体制条件？日本的情况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参考。日本有一句谚语，叫“短気は損気”（欲速则不达）。这很好的诠释了日本足球的变革轨迹。关于中国足球，我们或许需要长远理性的眼光和更为平心静气的态度。归根结底，我们不是为了足球而足球，而是为了人而足球。因为足球带给我们太多的爱、希望和勇气。

（作者系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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