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难与看病难 □白剑锋

最近，北京出租车调价了，起步价和堵车费都提高了。乘客普遍反映，高峰时段空车多了，打车容易了。即便是在最拥堵的时候，司机们也纷纷上路拉活儿，“人等车”变成了“车等人”。

北京“打车难”是个老问题。过去，出租汽车公司三令五申，要求司机高峰时段出车，但司机们总有各种理由应对，不是说要修车，就是说要交班，或者干脆“躲猫猫”。其实，司机之所以不愿拉活儿，主要是因为高峰时段出车赔钱，堵上5分钟，才收2元，连油钱都不够。如今，堵车费提高了，司机遇堵不慌，心平气和，倒是乘客有点心惊肉跳了。这就是价格杠杆的力量。

由此想到看病难。打车和看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柔性需求，后者是刚性需求，车可以不打，病不能不看。但是，打车难和看病难又有共同点，二者的本质都是供求失衡。因此，无论是解决打车难，还是看病难，根本出路都在于改善供求关系。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价格是一个敏感的信号。北京出租车涨价后，凡是打车的人，都是有刚性需求的人。没有必要打车的人，权衡利弊，往往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公共交通。于是，稀缺资源就留给了那些既有需求也愿意支付的人了。同理，看病难主要是专家资源短缺，供不应求。目前，在北京大多数三甲医院，主任医师的挂号费是14元，相当于出租车的起步价。由于专家号价格低廉，人人都消费得起，所以总是被一抢而空。很多人即便是头疼脑热，也要挂专家号。而那些疑难重症患者，却常常挂不上专家号，柔性需求者挤占了刚性需求者的资源。假如拉开专家号和普通号的价格差距，一部分小病患者就会选择经济实惠的普通号，专家号自然就会流向具有刚性需求的患者。可见，用好价格这只“神奇的手”，可以优化资源配置。

当然，价格并非“万能之手”。调价只能解决存量问题，无法解决增量问题。当公众度过了价格敏感期，供需矛盾又会凸显。因此，仅仅靠提高价格来解决看病难，是有局限性的。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专家号不能无限上涨，其价格必须与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相匹配，否则穷人就会看不起病。因此，从长远看，缓解看病难，必须着眼于增加资源供给总量，动员更多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医疗行业。目前，我国的医生总体待遇较低，难以吸引最拔尖的人才献身医学事业，这将导致专家资源越来越稀缺。如果不能有效改善资源供给状况，看病难必将成为“死结”。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凡是稀缺资源，必然有较高的市场定价。既然专家号供不应求，专家理应成为高薪阶层。但是，我国的医生属于事业单位人，其薪酬待遇无法体现其劳动价值，而医生的自由流动也受到严格限制，多点执业遭遇行政许可壁垒。很多医学生毕业后，因为无法忍受清苦的生活，纷纷脱下白大褂，进入医药公司或其他行业，直接导致了医疗资源供给不足。

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越来越多，必须让医生拿到高薪，这样才能吸引优秀人才学医从医。而要让医生成为高薪阶层，关键是从制度上解放医生，使其成为多点执业的自由人。当医生进入市场后，其薪酬就会回归本位。有真才实学的医生将被高薪聘用，不学无术的医生将被无情淘汰，一个良性竞争的局面就会逐渐形成。当医生成为由市场定价的自由人之后，优质医疗资源供给量必然增加，看病难就会渐行渐远。

解决看病难，根本出路在于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医生是医疗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只有打破束缚生产力的制度藩篱，最大限度释放医生潜能，才能真正解放医疗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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