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在日本

▲日本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东京大学的代表性象征“赤门”《教养与文明:日本通识教育小史》陆一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早在1941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为实用主义风潮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开出了药方。近年来,“通识”这个词被国内高校重新关注,通识教育具体实践过程中遭遇种种困境。近邻日本的通识教育经历了上百年的迂回坎坷历程,有过许多原创性的实践,也曾照搬美国的模式,比我国更早地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期、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长期从事通识教育研究的复旦大学通识中心研究室主任陆一在《教养与文明:日本通识教育小史》一书中指出,日本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通识教育的兴衰演变,对今日中国更具参照和启发。

本报记者曲鹏

日本最早的通识教育《孟子》培育出维新英杰

诸多研究通常把日本通识教育的开端界定在明治维新后新式学校的建立,而学者陆一认为其源头应该追溯到维新前夜的幕府末期,当时由吉田松阴(1830—1859)一人执教的“松下村塾”开启了日本现代化精英教育的传奇。

吉田松阴少时通晓汉文经典及兵书,之后长期研习西洋知识,再加上广泛的游历见识,使他的思想体系既积累了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又扎根于传统。1853年,美国佩里海军舰队抵达日本江户湾,吉田松阴企图随军舰“偷渡美利坚”,计划失败后被幕府关入监狱。吉田松阴付诸行动的想法发生了彻底改变,全身心转向教书讲学。在西洋外敌入侵,幕府无力回天,民族危亡、理想动摇的时代,他有意识地选择了《孟子》来重振道义气节,团结激励志士,指明奋发图强的方向。囚室中,他为同样反对幕府腐朽统治的狱友开设了“《孟子》讲读会”,首先背诵几句儿时便熟记的《孟子》原文,然后给大家介绍这几句的历史背景和文意,在此基础上旁征博引,大量联系当下时局,阐发自己的感悟和主张。比如论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一句时,他启发众人:“首先一心正意,重人伦道德,思考尊王攘夷的大业,常常就时下局势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研究切磋。如果能够至死坚持理想无他念,无只言片语偏离我们的道路,纵使命绝于此囚室,天下后世必定有人会继承吾志。这就是圣人的立志和为学。命在此,天在此,至于其他荣辱穷达毁誉得失,都不是我所顾忌的。”

一年后,吉田松阴出狱在家服刑,他开设松下村塾,招收各路青少年,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孟子》讲读讲学。在主要讲读《孟子》之余,他还让前来求学的门生自带文本交流研读,汉文儒学经典占多数。

不同于普通教师,吉田松阴通过讲读经典把学生引向更宏大的历史视野,由此树立起一个共同的、超越个人生命的志向。四年的言传身教使学生迅速立志成才,松下村塾培养出了堪称日本“国父”的总理大臣(首相)两名、内阁幕僚四名,门下学生伊藤博文等人登上了历史舞台,直接推动了倒幕运动进程,并进一步掌握明治维新后的实权,成为主宰日本近代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而同时代著名的学塾“咸宜园”虽教学体系完备,世人趋之若鹜,在其近百年的办学过程中,五千多名毕业生中只出了数名县知事级别的官僚,相比之下,吉田松阴的教育方式更能团结精英,磨砺培养国家的栋梁之材。

“教养教育”反映国家主义立场

明治时代,在日本只有国立高等学校才有资格冠名为“大学”,由于当时大学入学率非常低,国立大学的学生堪称国家精英。明治维新以后,作为传统东方国家的日本面临西方现代化的冲击,本土自发孕育出培养精英的“教养教育”,包括学贯中西的课业、共同生活的规训和野蛮的体育教育。同时为免除西方思想冲击、造成日本民众不服从君主政体,政府还推行以神化天皇制为主的“德育”。

为了最迅速有效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工业等“新知识”,日本大学教科书直接引进最新的外文原版,当时有不少学生能掌握英德法三门外语。同时学生需学习《史记》《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等汉文经典。

以岩波书店为代表的学术、教养类出版社成了承载教养教育的文化机构。1913年创立的岩波书店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思想、学术著作,同时也出版了大量夏目漱石等留洋知识分子精英的著作。当时以东京大学学生为首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学者以著作能在岩波文库出版为荣,甚至到了不读岩波就称不上“教养人”的地步。

学生们集体住宿,生活受半军事化管理,举国之力办起的东京大学在日本多处风景名胜地区拥有地产,供师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度假或租借,自发组织读书小组。

精英的教养教育必然不能缺少体育这一重要环节。当时的日本大学里棒球赛、柔道赛和郊游远足活动盛行。在体育运动中,毅力、忍耐、团结、刚强、超越极限这些特质远比运动技巧重要得多。

如此批量地塑造出的国家精英,对日本社会迎来全面现代化并快速缩短和西方列强的差距功不可没。但在这种环境下的教养教育不可能像通识教育一样,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为目的,只可能反映国家主义的立场。

舶来品“一般教育”在日本水土不服

二战后,美国希望其民主思想在战败后的日本落地生根,多次派教育使节团莅临日本“指导”,日本被迫构建其新的教育体系——仿照美国而建的通识教育,日本人称之为“一般教育”,以培养适合民主社会的公民,法令规定4年制大学均须设立专门负责通识教育的部门,本科前2年为通识教育。1950年前后,哈佛大学柯南特校长推行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许多内容已经被纳入日本大学基准文件在全国推行。然而,通识教育作为舶来品,它的引进并非自发,理念的植入经历了相当长的历程,此后五十多年中,日本对于通识教育目的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息过。

二战后的日本还不知道通识教育为何物,只是机械地把美国课程体系搬了进来,连“一般教育”的名称也是从英语中直译过来的。只有少数教育研究人士表示欢欣鼓舞,大多数教师和学生反应都比较冷淡。由于新式一般教育与战前的教养教育在理念和要求上迥然不同,即便有详细的指导报告,如何教学对教师来说依然是很大的挑战。

一般教育的教学任务重,且由于“不精于专业”研究、学校预算上的区别对待、学生学不到“有用”的东西而轻视,从事一般教育的教师地位被置于专业教师之下,收入低、职务低的他们怨声载道,更不会积极为一般教育事业谋发展。

在一些理工类、应用技术类大学里,一般教育科目占用课时太多,许多学校自行变通,用专业学科的基础教育充当一般教育,使人格养成的教育理想渐行渐远。只有六年学制的东京大学医科仍旧保持两年的一般教育,后四年要完成原先将近六年的课程,因为被戏称为“地狱学习的东大医科”。

尽管这个阶段的通识教育内容体系尚未完备,但学生们在不受专业约束的大一、大二年级有了更多的课外阅读和思考时间,自我期许较高的学生都会求助于“岩波书店”这个文化品牌。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发展放缓,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被批评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至90年代日本18岁人口骤减,大学出现危机,一系列教育改革后,“一般教育”从法律条文中消失,很多大学纷纷终结了这类课程,只有东京大学把本科前两年通识教育保留了下来。

2013年,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不约而同地推出了本科教育改革,都将通识教育列为重点。东大校长松本綋在通识改革动员大会上举例中国几所985大学的崛起,说目睹中国的学生更加刻苦好学、勇于自我挑战、留学愿望强烈,欲以此激励本校师生奋发,与中国学生竞争。陆一分析认为,此次日本顶尖大学重提精英的通识教育,都特别强调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竞争力,在古典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完整通识体系中明确地倾向于现代和世界,而他们的“国际视野”中,除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英语世界,中国的存在感也越来越强。

缺少历史传承通识教育先天不足

当日本大学照搬美国模式、从零开始构建一般教育的时候,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究竟是怎样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按照各自的方式实施了十余年的博雅教育,至1945年哈佛大学校长发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其中提到的通识教育在全美大学界受到广泛响应。通识教育是在博雅教育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的继承与发展,它们的教育核心都是要求学生大量阅读自古希腊以来能代表西方文明命脉的经典,“养成对西方文明的深刻认知,树立起能够在西方文明语境下讨论问题的心智,并从中汲取本文明积淀下来的智慧遗产”。

日本欲学习美国的做法,本应通过阅读相关的经典,达成对本文明的认同,但是由于日本战前对中国古典思想、战后对西方哲学借鉴比较多,以至于本国思想、哲学类经典匮乏,有限的本土经典文本都被蒙上了一层军国主义色彩而不受民众欢迎,甚至连东京大学也无法开设“日本思想史”之类的课程,只有个别老教授能讲一讲日本古典神话。

虽然日本大学一般教育的理念和美国保持一致,但实践中,美国的哈佛、耶鲁等一流大学实施的是高强度的经典阅读教育,日本的大学也让学生阅读西方古典名著,但是其深度、难度和数量与美国一流大学不可同日而语。上世纪90年代,日本教育学界开始意识到战后日本大学教育中缺失了真正意义上的精英教育,教育学家绢川正吉曾直言:“日本大学的职业教育是成功的,但是精英教育是失败的。”

在陆一看来,正是由于日本历史传统本身的局限性,本民族经典的匮乏,通识教育在日本因缺乏历史传承而在日后发展中越发体现其先天不足。

随着近年海外教育热潮兴起,美国通识教育理念逐渐为中国民众了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知名高校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通识教育计划。同日本一样,通识教育在中国也需要经历理解和本土化的过程。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深厚的古典传统是通识教育前程光明的根本前提,如何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如何产生现代社会的共同意识以及如何将传统智慧在现代的学科体系下传承下去,陆一认为,日本在通识教育方面的经验和走过的弯路更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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