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中鸟》 休闲伦理与观鸟精神

《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

作者：（英）斯蒂芬·莫斯

译者：刘天天、王颖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美国博物学家、画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绘制的家燕。

在北京，晴好的周末时光里，你很容易在城区公园里撞见这样一群人：他们胸前挂着一台双筒望远镜，或手持沉重的超长焦镜头，一两人肩头扛着带三脚架的单筒望远镜。他们四处张望，时而停下，小声呼唤，手朝高处指认着，一时间大家纷纷举起光学设备，向一处眺望，兴奋地交流着旁人难以参悟的奥秘。倘若你问他们在看什么，或许某一人会有点腼腆而直率地告诉你，他们在看鸟。

北京一年四季的辰光都被他们以别样的方式小心翼翼地记录下来：春有雨燕，夏有杜鹃，秋有啄木，冬有燕雀。在北京有记录的四百多种鸟中，他们一个上午常常就能看到30种左右。而他们所热衷的这种观察和识别自然状态下野生鸟类的活动，在人类的历史中，才刚刚兴起不到300年。

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观鸟？

在《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中，作者斯蒂芬·莫斯没有直接提出、却反复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观鸟活动？莫斯将观鸟的历史追溯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个乡村牧师吉尔伯特·怀特身上。令人诧异的或许是：难道人类对鸟类的观察，不是亘古有之吗？显然，对于莫斯来说，各民族的先辈们对鸟类占卜的痴迷，以及流传下来的由鸟类引发的诗情画意，都与现代人参与的观鸟活动有根本不同。那么这不同究竟在哪里呢？

这一切还要从怀特这位西方公认的“现代观鸟之父”说起。怀特出生于英格兰南部的小村落塞尔伯恩，年过半百他再次回到家乡，对家乡的气候、地质、地貌、物候、物产、人口、生态，尤其是鸟类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和记录，直至离世。在教区事务之余，他晃荡于田野乡间，最终将自己的随笔以信件的形式整理在1789年出版的《塞尔伯恩博物志》中。在书中，怀特不仅以相当细致的笔触描写了鸟类的外表、声音和行为，而且将自己从观察与聆听中获得的感性体验动情地传达出来。对怀特而言，鸟儿与其栖息的环境是带给人身心愉悦的源泉，而不是有待开拓、挖掘的资源，他超越了同时代人收集鸟羽、鸟蛋和标本的狭隘兴趣。

莫斯称，怀特对现代观鸟方式的开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怀特对自然物的态度是消遣式的，他从自然中寻求精神享受而非物质利益；二，怀特不仅写下与鸟有关的事实，也记录自己的观察过程，以及单一对象随时间的变化；三，怀特与同好讨论当地的观察，设计调查方案来解决自己的困惑。

怀特是观鸟活动的鼻祖，也是当之无愧的鸟类学先驱。事实上，现代观鸟活动几乎是与鸟类学同步诞生、发展的。自怀特以来，观鸟活动就一直与科学实践深度交织，这正是观鸟活动之为“现代”的原因之一：没有对现代科学及其历史的认识，就无法理解观鸟大众化、组织化的过程。

但是，根据莫斯的定义，观鸟活动是一项休闲运动，从20世纪初开始，参与其中的专业人士与业余爱好者相比不仅完全寡不敌众，而且后者在二战之后呈现的多样性也超出了任何学科领域的范畴。在怀特身上，莫斯勾画的是他另一形象：独步乡间的悠闲、细心记录的深情、与朋友分享观鸟心得时无法抑制的喜悦。这个对今天观鸟者来说可亲可近的怀特，才是观鸟活动在科学之外葆有独特生命力的象征。

“休闲”对观鸟意义重大

1927年，爱德华·格雷《鸟的魅力》一书出版时，距离怀特诞辰已经过去200年，观鸟活动在西方社会赢得了广泛的受众。出身显赫的格雷和怀特一样是乡村观鸟者，他们满足于观察身边熟悉的鸟儿，都强调从观鸟中获得的精神慰藉。

在序言中，格雷称自己观鸟是“一种消遣”、“毫无科学价值”，只是记录自己与鸟儿相遇时的认识和感悟。这当然是自谦，格雷不仅拥有广博的鸟类学知识和非凡的表达能力，而且提供了他所处时代最优秀的鸣声描写。《鸟的魅力》一经出版就大为畅销，使得格雷跻身成为与怀特齐名的自然作家，激励了无数普通观鸟者。

莫斯指出，观鸟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繁荣的终极因素是“爱好”的合理化，普通人每周的平均休息时间增加，“闲暇”不再是少数特权阶级的奢侈品，而是每个人必须填补的日常空白。在日益机械化的高压社会中，业余爱好不仅帮助人们恢复精力，也赋予生活以意义和新鲜感，这就是新的“休闲伦理”。格雷的观鸟故事代表的正是人们通过爱好享受快乐的生活信念。

这一信念对观鸟意义重大。从怀特到格雷的200年间，鸟类已经受到其“垂爱者”太多的惊扰。18、19世纪，新教的“工作伦理”鼓励观鸟人疯狂收集鸟类，把一切闲暇投入到增加个人藏品的勤勉工作中。枪支的改进和普及，使得人们以科学和艺术之名射杀和交易鸟类通行无阻，以至于一些原本随处可见的鸟儿，在人们开始关心它们之前，就在经年累月的屠杀中几近消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雷为消遣而观鸟的态度，才会引起那么多现代人的共鸣。因为人们意识到，尽管科学和技术塑造了观鸟活动，但观鸟未必要追随科学和技术的逻辑；人们也意识到，将观鸟当作爱好，以一种有情、同时又尽可能少干扰的方式去聆听鸟类，不仅解放了鸟类，也解放了疲于奔忙的人类自身。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人，对格雷的感叹更有一份刻骨的体会：“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我们会害怕战争的阴云。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健康的衰退以及疾病缠身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会破坏鸟儿带给我们的欢乐，害怕再也见不到这里的一切了。当它们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我们的那份感激之情会变得更加强烈。或许正是有了这些日子里的美好记忆，它们早已悄悄地充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使我们可以在往后的日子里，从容地享受着每一个时节的物换星移。”

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观鸟

中国大陆的观鸟活动晚于西方两个世纪。20世纪90年代，随着外国观鸟者的进入，中国本土也出现了一批观鸟爱好者；21世纪初，许多省市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民间观鸟组织，如成立于2004年的北京观鸟会（2015年更名为“中国观鸟会”）、福建省观鸟会、上海野鸟会等等。在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内地的观鸟者年均增长率为40.7%，达到两万人以上。中国观鸟会2010年的会刊创刊词上写道：“观鸟在中国大陆开始悄然成为时尚。”很大程度上，这些组织对观鸟活动的定位为民众理解观鸟活动奠定了基础。

成立于1999年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爱鸟协会将观鸟活动定位为“协会的主要科普工作”；中国观鸟会秉承“科学观鸟，尊重自然”的理念；厦门观鸟会作为厦门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下设的分会，主要工作是“宣传、教育、推广、研究”……总的来说，中国的观鸟组织强调其活动的科学传播作用，这或许是出于对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拥有强势话语权的“敬畏”，习惯于把“好的归科学”，也是为观鸟活动争取发展空间的一种手段。

但是，从科学和观鸟的历史来看，“科学”未必是好的，观鸟也未必要“科学”，不同的观鸟者有不同的动机和目标，未必要以科学实践为旨趣。观鸟活动的多样性特征意味着它不排斥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介入甚至引导，但是它有自身独立的、与自然对话的方式。

退一步讲，即使将观鸟视为科普，它也不同于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观鸟协会一般是大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站在公民立场上理解科学，而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高姿态地灌输知识。另一方面，观鸟者与自然的亲和使其不迷信科学，不把科学对自然的认识视为唯一正确的标准。说到底，观鸟是一种消遣，而每个人都可以定义自己的消遣方式。消遣意味着不回避主观性、个别性和与自然互动时不可通约的体验，意味着它在吸收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有可能反思和反哺科学。

在这个由科学和技术主导的现代社会，我们拼命工作、过量生产、快速浪费，只为有朝一日脱离身处现代化下游的苦涩境况。但是，现代社会也哺育出“休闲伦理”：我们还拥有爱好，可以在个性化的消遣中寻求多样性与其他可能性。莫斯的《丛中鸟》就展现了由一代代观鸟者记录下的破碎细节，这是现代史的边角，但它勾勒出了观鸟活动的现代意义：在休闲娱乐中暂停工作，亲近自然，重构自我，反思人类迄今为止的发明创造将我们带到了何种诞妄的地步。□杨雪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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