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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公务员如何上班?

来源:西安晚报 2019-11-17 04:29   https://www.yybnet.net/

□刘永加

如今大城市公务员上班许多实行的是朝九晚五工作制。而穿越到大唐的都城长安,那时“公务员”们是如何上班的呢?

五更即起去早朝

唐长安的官员们上班要比现代人上班辛苦得多,凡是五品以上的京城官员上班分两部分,先是早朝,早朝之后再到自己的办公地点开始工作。所谓早朝,就是到皇宫去朝见皇帝,与皇帝面对面地议决政事的办公形式。

那时的早朝的确很早,五更天京官们就要起床,赶往皇宫参加早朝。那时没有时钟,是由更夫传递信息,他们一个接着一个、一站接着一站地在大街上高声叫喊,到了该上朝的官员门前,就特别地通知守门人员,让他们进府去通报时间到了。这种方式,当时被称为“鸡人报晓”,更夫素有“鸡人”的雅称。但是,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弊端很多,一方面影响市民休息;另一方面也未必准确,常常误了京官们的早朝。到了唐太宗贞观后期,宰相马周想出了一个替代的办法,即在大街上安置一面大鼓,到了报更的时候,更夫就敲响鼓点,如果是一更就敲一下,五更就敲五下,像现代车站或海关的报时钟。这种鼓声报时,有了很大的进步。

为了准确掌握时间,有些官员也是煞费苦心地想出一些办法。唐玄宗时,宰相裴耀卿养了一只小鸟,到了五更天的时候,它就大声地叫唤起来,而且叫声非常急促,每当听到这样的叫声,裴耀卿就知道该起床早朝去了。这只鸟被称为知更雀。

上朝的官员一般都骑马,由于太早、天很黑的缘故,一般没有人坐轿子。上朝的官员在去早朝的路上还是比较随便的。不过,到了唐代宗年间,朝廷任命徐宏毅为知弹侍御使,负责上早朝礼仪纪律的纠察。徐宏毅到任后,出台了一项新的措施:他设置了一个知班官的职位,率领一队衙卒人员,在从宣政门一直到皇帝上早朝的含元殿的路上巡逻,检查上朝官员的礼仪。这种措施使大家很不习惯,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大官们更是觉得不自在,一致表示反对。徐宏毅却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要求你们早早地做好心理准备,不要在早朝时做出有损皇上威严的事情来。”大家无可奈何,只得遵守。

宰相的午餐很丰盛

早朝完毕后,官员们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地点,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了。下早朝后,宰相们则是到自己的办公机关——政事堂去工作。辛苦了一早上,早饭也没吃好,政事堂便设立了一个餐厅,宰相们的午餐是由朝廷供给,特别丰盛。对此,有人提建议应该降低标准,节省一些,不少朝臣也议论纷纷。宰相张文瓘听说后,坚决地说:“这种伙食是圣上对宰相们辛苦工作的一种鼓励,是为了使他们更好地工作。如果认为哪位宰相不称职,尽管让他辞职好了。难道我大唐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连宰相们一顿午餐都招待不起吗?”后来,再也没有人议论宰相们的伙食标准了。

政事堂餐厅里摆着一张长条桌,供宰相们吃饭使用,这张长条桌被称为政事床。政事床总是摆在同一个地方,从来没有挪动过。唐玄宗开元年间,姚崇、源乾曜同时为相。一次,姚崇的儿子病了,姚崇请了几天假没来上班。不知什么原因,恰在这几天,源乾曜将政事床移动了一下,姚崇上班后便发觉了,十分生气,大声地质问他:“没有我的允许,你怎么能够在政事堂里乱动乱挪!”当时姚崇是首座宰相,深得唐玄宗的信任,而源乾曜的能力、威信都比不上姚崇,所以他大气也不敢出。

这时,唐玄宗来了,问明原因后,就冷冷地对源乾曜说:“我看你还是辞去宰相职务为好!”就这样,源乾曜被罢了相。姚崇正暗自高兴,谁知第二天,他也得到命令,被免去了宰相职务。这事影响很大,人们都把二人罢相的原因归结为政事床的移动。所以,后来的宰相们谁也不敢再移动政事床了。

白居易敢给皇上提意见

一般地,京官是各司其职,繁忙有序。其中,中书省掌管制令决策,是中央最高权力机关;门下省负责传达皇帝的命令,并负责礼仪。这两个部门的官员都兼具讽谏的职责,专门设立了谏议大夫、拾遗等官职。这些谏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向皇帝提建议、出主意。

大诗人白居易曾经担任过拾遗官,后来又由拾遗提升为补缺,仍然是谏官。当时正值唐宪宗在位,他大刀阔斧地对大唐政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对一些人才的选用。他任用正直的李绛担任当朝宰相一职,但是对宦官却依然宠信。一次,唐宪宗在早朝时商量讨伐藩镇王承琮之事。宪宗说:“我打算任命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让他统兵前去征剿。”吐突承璀是当时最大的宦官,任神策军中尉。派他当统帅领兵去征剿叛乱的藩镇,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皇帝提出了人选,宰相李绛也不敢作声,其他宰相也都没反对。

这时,白居易突然站出来,大声地说:“不能任命吐突承璀当招讨使!让一个宦官当统帅,我担心天下藩镇从此轻视朝廷;外国知道了,从此会嘲笑我们中国;王承琮知道后,更增加了骄横跋扈之气焰;编修国史的史官们记载下来后,子孙后代脸上也无光!”白居易的一席话把唐宪宗给气坏了。唐宪宗认为白居易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如今居然如此极力谏阻,实在令人气愤!唐宪宗决定要惩治白居易。身为宰相的李绛虽然自己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是白居易能够站出来主持正义,他自然很是赞赏和佩服,于是就劝唐宪宗,白居易之所以敢冒死犯上,实在是因为他对国家的一片忠心。如果因为这件事就要治他的罪,恐怕以后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结果,唐宪宗采纳了白居易的意见,没有任命吐突承璀担任统帅。

门下省最重要的官员是给事中,给事中具有封还诏书、驳回奏章的权力。白居易曾经说,给事中的权力和职责在于,“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截退之。”担任这个职务的官员,不仅需要水平,更需要胆识。唐德宗贞元年间,李藩当了给事中。一次,德宗下达一个敕文,是由中书省草拟后经德宗审批同意,然后用皇帝专用的黄麻纸书写后传送到门下省的,此敕文恰好交给李藩处理,李藩一看,发现敕文里有许多不当之处,于是,他拿起笔来就在黄麻纸上批改。其他同事看了大吃一惊:“这是皇上的圣旨呀!你怎么敢在上面乱涂乱改?”李藩严肃地说:“你错了!如果我用另一张纸书写我的意见,那就变成我写另一篇奏章文状了,就不能称为批改了。现在,我是给事中,有批改的权力,那么我理所当然是在黄麻纸上批改。如果不在原件上批改,那还叫什么批改呢?”大家听了哑口无言,李藩还是照旧批改。

京官值夜班是常态

京官还得遵守晚上和节日值班的制度,尤其是三省的官员们,必须坚持轮流值班。

夜晚在三省值班,对一个初入官场的人来说,是一件颇为新鲜有趣的事。大诗人杜甫的仕途一直不顺利,除了当了几个月的左卫率府胄曹参军外,直到唐肃宗至德二年四十多岁时才被肃宗授予右拾遗,居于朝官之列。这一天,轮到他值夜班,他是多么兴奋,一会儿到房外望望月、看看花,一会儿又坐在屋里听听虫叫鸟鸣,夜不能寐,于是浮想联翩,写下了《春宿左省》一诗: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

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在一般情况下,值班人员还会受到照顾。值夜班比较容易犯困,尤其是在春夏天的夜晚。为此,朝廷特别规定,凡是在春天夏天晚上值班的翰林学士,都可以领到一些茶果。其他的值班人员,也有不同的照顾。偶尔,值班人员还可以享受到特殊恩荣。有一年八月十五的晚上,唐玄宗突然召见全体值班人员,并与大家一起饮酒赏月,当时苏颋在翰林院当学士,正巧那天晚上值班,便高兴地参加了。后来,他专门将此事记载下来。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省按照惯例放中元假,所有的官员都回家了。早朝退朝后,宰相夏侯孜一人因故留在政事堂。突然,宫中传出宣宗的命令,任命御史大夫李景让为检校吏部尚书,充剑南西川节度使。除了几个值班者外,三省空无一人,连负责接待圣旨事务工作的通事舍人也回家了。结果,圣旨传出后,夏侯孜一人接旨,没有人宣读(普通的值班人员级别非常低,按照常规不能参与接宣圣旨的工作)。这件事后来被宣宗知道了,他非常恼火,就命令宰相们重新制定一个节假日的休假制度。从此,凡节假日,负责接宣圣旨等事务的通事舍人也必须有人值班。

自唐初开始,宰相也是要值班的,后来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姚崇任宰相,当时,他年岁已经很大了,又深得玄宗的宠信,地位很高,所以常常倚老卖老。一次,当主管值班登记工作的办事员拿着值班登记簿找姚崇给他排值班时,姚崇拒绝了。无奈,办事员就去找自己的主管官员,回来后,办事员对姚崇说:“我们长官说了,没有宰相不值班的制度,也没先例。姚大人还是必须值班!”说完就把登记簿递过来。姚崇想了想,提起笔来,就在上面写道:“告直令史,遣去又来。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终不拟当。”写完,便把登记簿递还给办事员,从此,其他宰相也和姚崇一样不用值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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