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拯救俄罗斯文学的精神

在写出畅销书《洛丽塔》之前,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在美国的大学里教授文学课。他由衷欣赏狄更斯、乔伊斯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但俄罗斯文学对其有着更为切实的意义。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对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等都有专门论述,在他看来,俄罗斯文学的艺术价值与世界影响,“一个十九世纪就足够了”；他讲授俄罗斯文学课也是在“尽我所能拯救俄罗斯文学的精神”。

>>从流亡者到俄罗斯文学在西方的传播者

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一贵族家庭的纳博科夫,带着故国的语言、文学和童年记忆,在十月革命后流亡西欧,1940年5月移民美国。写出畅销书《洛丽塔》之前,他也跟流亡到美国的其他作家一样,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在美国还有朋友、有资源,所以找工作并不困难。他送过快递,做过家教,当过网球教练,给杂志撰稿,做蝴蝶研究,最终在大学谋到了教文学的职位。

纳博科夫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威尔斯学院、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文学,其中在康奈尔大学任职时间最长。他说自己“像天才一样思考、像受人尊敬的作家一样写作,而说起话来却像个孩子”,于是在课前精心准备了讲稿,以便上课时直接宣读。1948年执教康奈尔大学时,他教授的课程包括“文学”、“欧洲小说名家”和“俄罗斯文学翻译”。因为精通俄语、法语和英语,他不信任其他翻译,在课堂上教授俄国文学的时候,先自己翻译,再进行讲授。

纳博科夫的尖锐刻薄在评论界是出了名的,接受访谈时他热衷于表达对其他作家作品的不满,特别是当他认为这些作品本不应该受到大众的喜爱。而从《俄罗斯文学讲稿》中可见,他在课堂上依然保持着惯有风格。比如他赞美契诃夫,“他的天赋几乎于不自觉中揭示出比其他大量作家更多的最黑暗的现实”,但如果有人表示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高尔基甚于喜欢契诃夫,他断定这人“永远无法把握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生活的本质”。

访谈只需要结论,不需要论证过程,而讲稿需要各种文本细节支撑才能令人信服。纳博科夫在课堂上讲果戈理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等,都是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即便是他公开表明“不喜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都曾多次细读。“我第一次读《罪与罚》的时候应该是12岁,那时我觉得那本书充满力量,令人激动；19岁的时候,我重读那本书,我感觉这书累赘冗长,过于伤感,写得糟透了；28岁的时候,我要在自己的一本书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讨论,便又读了《罪与罚》；第四次读这本书是为在美国大学里作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但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在公开场合,纳博科夫对读者的低劣趣味毫不留情,极尽嘲讽。但在讲稿中,他却循循善诱,分享自己揣摩多年的真知灼见,努力纠正学生在文学欣赏中的惯性思维。纳博科夫坚持强调“智慧的阅读”,认为读者若想探知伟大作品的究竟,“最好用的一把钥匙就是对细节的把握”。在教授《安娜·卡列尼娜》时,纳博科夫关注的不是通常意义上作家的叙事意图,他抛开了寻常的文本分析,关注一切细节的构成,比如一阵风,或者俄罗斯人早中晚饭分别吃什么,甚至于卡列宁夫妇卧室墙纸的图案,他还专门绘出19世纪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夜行火车的包厢构造、贵妇滑冰骑马打网球时的不同着装。他提醒学生注意,在经由细腻繁复的描述之后,文字如何由单个无意义的词汇聚合成作家们记忆里的世界,进而构成文学史上那些皇皇巨著。

>>推崇托尔斯泰,贬损陀思妥耶夫斯基

讲授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对纳博科夫来说可谓得心应手,在他眼中,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作家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绝对高度。他给俄国最伟大的作家排名:第一托尔斯泰,第二果戈理,第三契诃夫,第四屠格涅夫。然后他点评说:“这很像给学生的作文打分,可想而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尔蒂科夫正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想为他们自己的低分讨个说法。”在课堂上,因为纳博科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洛伊德贬低得一无是处,曾有学生摔门而出,以示抗议。

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说:“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真理探求者,一位精神变态的天才,但我们也知道他不是托尔斯泰、普希金和契诃夫那种意义上的伟大作家。这不是因为他所创造的世界是虚幻的——所有作家笔下的世界都是虚幻的——而是因为在他创造这个世界时太一蹴而就,因此缺少和谐感和精炼感。”他评价《卡拉马佐夫兄弟》,“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之神似乎选定他成为俄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但他却走错了方向,写起了小说”；批评《罪与罚》,“读不朽之书的杀人犯和妓女——一派胡言。这只是一场假冒的文学骗局,而不是关于悲悯和虔诚的经典著作”；评论《鼠洞回忆录》,“语句的重复,强迫的语气,百分之一百平庸的词汇,粗俗的肥皂剧口才,这些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中的元素”；就连对托尔斯泰进行高度评价时,也不忘贬低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多数俄国作家对真理的确切之意与本质属性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普希金来说,真理让他想起高贵阳光之下的大理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二流艺术家来说,真理是血与泪,是歇斯底里的时事政治和汗流浃背。托尔斯泰径直迎着真理而去,低着头紧握拳头,他找到了那块曾经竖立过十字架的地方,——抑或就是他自己的模样”。

很显然,纳博科夫是抱着古典的审美眼光去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遭遇十年苦役与流放,而纳博科夫在十月革命前夕就随家庭开始了流亡岁月,但在欧美衣食无忧。两人的境遇和文化立场截然不同。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的整理者弗莱德森·鲍尔斯认为,纳博科夫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虚假感伤主义”,也许是他体内艺术性与贵族性这两种强大气质使然,他对高尔基的鄙视则更是气质使然无疑。

长期关注并研究纳博科夫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佳林曾撰文表示,纳博科夫对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把握文学史演变轨迹的做法嗤之以鼻,对反映现实生活和生存苦难的作品也漠然置之。因此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贬低是不公的,“他既不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亲眼目睹的俄罗斯底层民众的苦难,也由于自身宗教感情的淡漠而无法理解信仰对渴望救赎者的真切意义”。

令人难以捉摸的是,纳博科夫一边声称自己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边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戏仿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文本。早在1939年,萨特就发现纳博科夫在小说《绝望》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入刻画人性矛盾等写作传统的继承,并称陀氏是纳博科夫的“精神之父”；后人发现在小说《洛丽塔》中,纳博科夫还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貌人”和“天才犯罪”主题。由此可见,纳博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熟悉,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感情,他借助文学前辈的光辉照亮了自己,又使前辈在文学史上达到了真正的不朽。至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贬损,俄罗斯传记作家、文学评论家萨拉斯金娜分析认为,不过是纳博科夫一直在试图摆脱自己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征服的困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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