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的爱，是因为你懂得它的苦楚

◎陈丹燕

在准备写自己的旅行文学系列书的时候，我开始读一些伟大的著作，其中有一本是节选本，收集了历史上的女人们与她们旅行后写下的东西，笔记、书信、诗歌、小说、散文。那本选集从古希腊的女诗人萨福开始，其中便有英国女作家韦斯特的著作《黑羊与灰鹰》的节选。从古至今，女人们在世界各地，在各个时代的阳光或迷雾中走着，看着，记叙着。她们似乎有一种共同的特点，令我每读到那些文字，都心中一动，那就是对细节的捕捉能力。也许那都是些闲笔，在当时也许还是女性叙述琐细性的表现，但当时光飞驰而去，成为不可重复踏入的河流，宏大的喟叹由于一个时期政治形态的消散而成为古典雕像般空洞的伟大，而女人们笔下那些生动的细节，成了地理的和历史的最具有生命力的记录。

多年以后的这个夏天，我读到《黑羊与灰鹰》一千多页的校样，读到韦斯特女士对14世纪的塞尔维亚英雄拉扎尔大公遗骸的描写，那是她在1937年的目击。她记录了拉扎尔大公失去头颅的遗骸，以及战败者的无头尸骸在她心中激起的涟漪。我读到她描写的他那双交叉放在胸前的干枯双手，读到她前往拉扎尔大公的棺材曾经停留的弗尔德尼克修道院，读到她对那座平原上的修道院的描写。2015年6月，我也曾到访弗尔德尼克修道院，当我越过多瑙河，经过毗邻哈布斯堡旧朝的昔日边境小城庞乔沃，前往山丘边森林深处的修道院群，拉扎尔大公的棺木已被从多瑙河以北的修道院移回摩拉瓦河边他自己建造的瑞瓦尼察修道院里。与韦斯特女士相似，我在摩拉瓦河谷里的瑞瓦尼察修道院打开的棺木里看到了他的双手。我也读了颂扬史诗里那句著名的塞尔维亚之问，“你是爱地上的国度，还是更爱天上神圣的国度？”这个问题对塞尔维亚而言是如此重大与持久，让我想起哈姆雷特之问。

拉扎尔大公的答案一直是塞尔维亚精神追求的标准答案。他选择了赴死来面对毁灭，因此他才成为塞尔维亚精神虽败犹荣的象征。

差不多相隔八十年，我们在不同的修道院里，见到了没有变化的拉扎尔大公遗骸。我们对他双手的感受不同：韦斯特女士觉得他的双手小而干瘪，而我觉得那双手仍旧修长。事实上我喜欢他的双手，我认为那是双有教养的、骄傲但内心宁静之人的双手。韦斯特女士评价了他手指上的戒指。

有细节的观察就会有这样穿越时间的能力。对女性长途旅行者来说，陌生而辽阔的世界中的细节，是经过了格外勇敢的心灵、格外开放的心灵、格外细腻但坚韧的感受力，才能越过沧海桑田来打动读者。韦斯特女士的描述深深打动了我，物归原主的拉扎尔大公的棺材和里面的遗骸，修道院小教堂里的阳光，那双手。读她的描写的时候，正是我准备再次前往塞尔维亚的又一个6月，2017年的6月，我渐渐理解了多灾多难的塞尔维亚对荣誉与自尊的梦想。这时候，我总想起我的向导米高说过的话：“别人拿着枪来了，我们总不见得要拿着吉他去会他们吧。”还有他说的，“当时塞尔维亚并未战败，塞尔维亚军队都战死在黑鸟高地而已”。

在我的旅行与韦斯特女士的塞尔维亚旅行之间，隔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对塞尔维亚的空袭，以及盟军对塞尔维亚的再次空袭，以及五十年后，北约对塞尔维亚的再一次空袭；隔着南斯拉夫公国的消亡，又隔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建立与分裂。塞尔维亚共和国如今又成了一个远离海岸线的内陆小国家。

当我读到韦斯特写的，1937年，南斯拉夫人在她面前，面对“二战”阴影渐浓的时局，长长地喟叹：我们这些民族如今终于联合在一起了。我联想到曾读过的一本记录1999年北约轰炸的小册子《抵抗之书》，联想到书里收集的新闻照片——照片里，反战的贝尔格莱德人站在共和广场的米哈伊洛大公青铜像上。而在2015年，我在此写下笔记的艾米丽咖啡馆的大玻璃窗上，抄写着1975年阿滋拉乐队反对分裂的歌词。

我一直都信仰好的细节，因为它自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喜好写作时在充沛的细节中游泳，有时甚至呛水、咳嗽，吐出一些，这是女性旅行写作者的特质吧。这种特质的确会使文章变得漫长，但这样做是值得的。悦己，益人，活得久远且丰盈。

韦斯特女士的南斯拉夫漫游，的确写得漫长，一千多页，百万字的描写与观察、分析与前瞻，她描写的空间和写作花费的时间，对读者的要求，在今天这个阅读仅仅限于潦草与匆忙的时代，看起来是那么奢侈，那么自信，那么骄傲，却是那么强有力地活着，简直就像我还可以与韦斯特女士坐在一起，静静读一下午书那样。

自从多年前读了那本有关旅行中的女人和写作的厚书，便想着，自己写作的旅行文学能有这样的生命力，令人八十年后读到仍宛如与我比邻而坐，这也是我的梦想啊。

《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一次苦难与希望的探索之旅》，[英]丽贝卡·韦斯特/著，向洪全、夏娟、陈丹杰/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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