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一亿转发量”推手被端的背后 流量造星

帮助蔡徐坤获一亿微博转发量的幕后推手“星援”APP被端了！该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再次引发人们对流量造假的关注。

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么靠着网络就吃流量。不得不说，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精神已被明星的粉丝们发挥到了极致。

为了自家“爱豆”能够永葆流量，永登热搜，这些忠实的粉丝倾尽全力，通过各种应援APP、网站刷流量、买榜……但他们却不知自己无形当中已成了市场数据造假的“帮凶”。

坦白而言，明星的流量跟商业价值挂钩，流量越高，其变现能力也就越大。从明星及其背后的团队，到社交平台，再到“刷量”软件，在这条利益链中，大家都能获利。

时间一长，这种流量造假行为便成为圈内的“明规则”。不言而喻，这背后暗藏着粉丝文化的畸形化发展。

但当这些被注了水的数据见光之时，正如有评论文章戏称的那样，“潮水退去，你可能会发现流量明星们都在‘裸泳’！”记者潘愈

“1亿转发量”推手被端

昨日，“帮助蔡徐坤获得一亿微博转发量的幕后推手‘星援’APP被查封”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即在网上炸开了锅。

据警方介绍，“星援”APP通过破解微博加密算法实现批量转发微博内容，利用粉丝给“爱豆”（网络流行词，英文Idol的音译，意为偶像）刷流量的需求，半年内吸金800余万元。目前，主犯蔡某某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已被丰台检察院批捕。

“星援”APP被端，还得从蔡徐坤去年那条转发量达上亿的微博说起。蔡徐坤是因《偶像练习生》爆红的新晋流量明星。当时，他通过微博发布原创歌曲MV《Pull Up》，仅用10天左右的时间便实现转发量破亿次。而去年新浪微博用户人数为3.410亿人，这过亿的转发量也就意味着每3个微博用户就有1个用户在转发。另外，蔡徐坤现在微博粉丝还不到2500万，转发量过亿意味着不仅其每一个粉丝都参与，而且还有7500多万的“编外人”参与。从这些数字对比起来过于突兀，难怪各种质疑之声直面涌来。

据了解，“星援”APP是在去年7月才上线，在粉丝圈内很受欢迎。用户可以通过该APP直接登录其新浪微博账号，充钱开通会员后，便可以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下绑定多个微博小号，数量从几十个到几千个不等。根据充值的钱数小号的价格也会有相应的折扣。由于微博会不断对刷量的小号进行查封，粉丝只能不断充值，再绑定新的微博小号。绑定后的大小号，可实现转发内容相同，转发数量翻倍。

“星援”APP 太过“高能”，引发监管部门高度关注。在公安部开展“净网2019”专项行动的过程中，今年3月，北京警方锁定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某办公楼内的星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星援”APP中4名涉案人员一举抓获。

媒体评价称，这是社交媒体行业第一起互联网黑产案，回应了目前社会公众对明星虚假流量事件的关切。

“流量较劲”的那些痛

其实明星流量造假早就不是什么大新闻了。媒体报道称，去年11月，流量明星吴亦凡的新专辑《Antares》在海外市场上线后不到5小时，便登上美国iTunes四大榜单的首位，甚至超过Lady Gaga等知名歌手。成绩太过“耀眼”，各种质疑随即找上门来。

除了因新歌短期内超过一亿次转发引发关注的蔡徐坤之外，王俊凯、易烊千玺、吴亦凡、鹿晗、迪丽热巴等流量明星的多条微博转发量也都超过百万次。而通过近年来的偶像选秀节目出道的新晋流量明星孟美岐、吴宣仪、朱正廷、范丞丞、李汶翰等人，微博转发、评论、点赞数也均达到了几十万。

证券日报报道称，有业内人士表示，数据是流量明星竞争对比的重要途径，每一家都在比拼数据，谁都不想被比下去。不得不说，流量明星粉丝之间的相互较劲，已经进入了恶性循环。

此次“星援”APP被端再次引发人们对流量造假的关注。而“星援”APP这样的刷量软件在市面上有很多。

从网上随便百度一下，“10块钱就能买到400个微博粉丝，或可以转发指定微博100次”“付费11.92元，即刻实现了涨粉500人和转发300次的目标值”“5万元上热搜榜前三”“2000元得1万真人活粉转发”“2万元获得10万粉丝”……诸如此类的数据买卖便会自动跳出来。

新京报调查报道表示，除“星援”APP之外，粉丝经常使用的应援APP还有“应援宝”“阿法狗”“爱豆”“超级应援”“魔饭生”等，都提供“抡博”服务。

此外，还有诸如“微博转发刷赞工具”“新浪微博批量转发王（钻石版）”“微博神器”等软件也表示可提升微博转发量、点击率、阅读量、浏览量等，部分显示存在付费内容。

粉丝文化的病态化

此前针对蔡徐坤一条微博转发量上亿，人民日报微博发表评论《“一亿转发量”，你们也真敢刷》，直批粉丝文化现象已成为拉动娱乐产业爆发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利益的介入让粉丝文化更易滋生乱象。

很明显，粉丝文化当下已向病态发展，而且已“病入膏肓”。

媒体调查显示，粉丝组织会通过网络向粉丝集资，或用于购买偶像的专辑、代言产品、周边产品等应援物品，或为偶像购买生日礼物、租广告牌、做慈善活动等。

北京师范大学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在接受半月谈采访时表示，虽然粉丝这种集体筹款行为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非法集资，但因参与人数多、资金数额巨大，易引发其他违法犯罪。

粉丝文化的病态发展首先就集中表现在公然买卖明星艺人的隐私信息上。此前，德云社旗下多位艺人的住址、行程等信息多次被泄露、传播及售卖，2月15日，德云社发表声明称，将委托律师依法维权，相关艺人也已着手启动报警程序。该事件引发大量网友关注。

对此，当地警方透露，涉案嫌疑人大部分为在校女学生，在追星网站、各类明星“后援团”中结识，从而互相交易各自掌握的信息进行贩卖。

此外，低俗、拜金等价值观不当行为在追星过程中也频频出现。加上前不久，仅仅因为说了一句“不识蔡徐坤”，喜剧演员潘长江就遭到了蔡徐坤粉丝海量的疯狂攻击、网络霸凌。不能不说，粉丝文化畸形化极其严重，俨然已到无药可救地步。

“唯流量论”因何盛行

此前3月20日，国内第三方数据公司易观发布《2018中国现场娱乐票务市场年度综合分析》。该报告显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娱消费的扩张，过去一年，现场娱乐规模稳步增长，票务市场发展提速。粉丝经济已成为拉动娱乐产业爆发的重要推动力。

从线上打榜应援到线下观看演出，再到衍生品消费，以年轻用户为基础的粉丝群体为爱豆花钱出力毫不手软。据易观预测，2020年中国偶像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亿。

不得不说，粉丝经济的爆发力和对社会经济的推动力是巨大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粉丝为了自家偶像能够获得高流量，拼尽全力将偶像推向热搜，而不惜数据造假，也就不难理解原因了。

在被问及为何会花费大量时间、金钱为喜欢的流量明星做数据时，一些粉丝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表示，一方面，数据是明星商业价值的直观体现，同类流量明星免不了会进行数据上的比较，“我们普遍认为数据做得越好，商业价值越高”；另一方面，现在的选秀节目很多，通过比赛出来的人有一大堆，但是他们并未突破固有圈层，大众认知度并不高，只能通过将数据来吸引品牌方获得认同感。

而对于那些品牌商来说，流量明星的带货能力很高，他们的粉丝又十分的忠实，所以通过这些流量明星，这些品牌商的产品也会受到关注，所以明星流量越高，对品牌商而言就越划算。

就一些粉丝不惜数据造假，钱江晚报评论文章分析指出，明星的流量往往带有商业价值，很大程度上，流量越高，其所变现的能力和价值也就越大。而这背后则隐藏着一条巨大的利益链，从明星及其背后的团队，到社交平台，再到第三方的“刷量”软件，在这条利益链中各取所需，都能获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各方对此行为的默许，甚至放任。

在数据中“裸泳”的明星

半月谈调查发现，粉丝后援会等粉丝组织、经纪公司等都会为粉丝下放“应援”任务，更有大量粉丝自发“做任务”。

北京一高校学生小雷就表示，她每天都要点开偶像微博的明星“超话社区”，签到、发帖、打榜，随后又转到偶像的主页，进行评论、转发、点赞。这样，她就可以凭借“超话社区”等级参加粉丝后援会等发起的线上抽奖活动，或在参加演唱会时，根据等级领取演唱会灯牌、荧光棒等应援物品。

还有媒体报道称，一位高二学生表示，她每天都会登录“星援”APP并完成粉丝组长布置的转发任务。转发、点赞、打榜等一系列活动做完后，她凭借在超话社区参加抽奖活动，获得更加接近“爱豆”的机会。每个月花费约1000元左右。

新京报调查报道中还指出，进入粉丝群后，一些学生粉丝发现身边所有人都在给明星做助力任务，每天都会有组长统计任务量，不能完成的人，会被其他粉丝“鄙视”。如果有人持续一段时间没有做任务，则会被踢出粉丝群。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此前2月23日，央视13套新闻频道以《“惊人”数据的秘密》为题直指“粉丝”非理性追星，助推假数据泛滥的问题。

央视节目中一共列举了8个艺人的相关数据，记录了他们相关数据“脱水”前和“脱水”后的具体对比，造假比例最高的居然达到了80%。虽然节目中并未直接提及明星的姓名，但是通过一闪而过的部分截图，很多粉丝还是能一眼认出自己的“爱豆”，位于明星ALL榜上首位的是朱一龙，第2名是易烊千玺，第3名是蔡徐坤。而在明星涨幅榜上，第1名则是江疏影，第2名是罗云熙。北京某数据公司负责人直接在节目中指出，这些数据不是由真人刷出来的，而是由机器（利用软件）刷出来的。

真如有评论文章所表述的那样，“潮水退去，你可能会发现流量明星们都在‘裸泳’。”

给粉丝文化上“紧箍咒”

一位曾经在某流量明星的粉丝数据组工作过的内部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很多流量明星会有一组甚至多组“数据组”“网宣组”，进行“刷流量”操作，主要工具是微博小号，这些微博账号可以网购到，甚至还有网站以此为业。

虽然这是一种粉丝自愿行为，但属于数据造假，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明确表示，这些行为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的法律规定，应予以禁止。

此外，数据造假制造虚假繁荣，是在误导公众，并损害社会信任。对此，南京大学新传院教授白净建议，“有需求就有供应，整治流量造假或收视造假，是一场持久战，要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一样，执法部门要在其中发挥作用。”

必须直视的现实是，目前粉丝群体以青少年为主，他们大多没有经济来源，所以这种行为并不理性。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对新京报所说的那样，“纵使是有经济来源的成年人，这种行为也是过度的。这个限度可以通过常识来判断。”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副主任朱巍也指出，我国粉丝群体趋于低龄化，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价值取向并未完全形成，粉丝文化及粉丝经济作为文化领域的新现象需要规范和引导。此外，皮艺军还指出，“这种限度的追星行为，是一种心理依赖的表现。如果沉迷于这类行为中，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造成负面影响。”

流量造假现象，借的是粉丝效应的力，打的是流量市场的公平与健康。澎湃新闻评论文章建议，流量造假也有粉丝文化乱象的助推，疯狂的粉丝成了流量造假平台所利用的工具。要想真正疏解流量造假乱象，便要抓住“变异的粉丝文化”这个七寸。

多举措给数字“降火”

流量数据造假、粉丝文化畸形发展……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大家诟病。那么，如何根治粉丝文化继续病态发展，很多媒体都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新浪微博安全团队负责人坦言，“微博面临的困难是实名制问题，大量虚拟运营商号段被用于非实名注册。”目前，作为应对“轮博”方式，新浪微博已经将转发、评论量设置成“100万+”的显示上限。

新华社此前相关调查文章就指出，要多规并治，降数字“虚火”。这些“注水”的数字，既不能反映出真实的市场情况，也不能指导市场的良性操作，更不能反映国内电视剧拍摄的真实状况。为了打击这一毒瘤，监管部门动作频频。但如何根治，从体制机制方面建立有效的防范纠错和应对处置方案，任重道远。

“流量造假行为的治理应该是一个多主体、多元化、综合规制的过程。”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还建议，首先，应明确各个主体的权责，鼓励各方积极承担相关责任，比如立法部门应尽快填补法律在这方面的空白。其次，执法部门也应当革新监管方式，可采取设立“黑名单”、违规主体曝光等形式，为行业发展划定红线，加大处罚力度。

广州日报评论文章也建议，一方面，应继续加强网络文化治理力度，在加大对各网络平台的指导和监督的同时，更要规劝引导粉丝，流量造假不仅不会帮助偶像，反而会“害了他”。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专项法规，违法必究，提高其违法成本，让流量造假者无利可图，还市场一个公平的环境。

而在从业者看来，针对粉丝应援而产生的刷流量、刷微博，需要从粉丝到明星、平台、相关公司、监管部门等多方面联手，北京商报报道中还建议，同时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加大惩戒力度，逐步将注水数据逐出市场。

所以，要想根治，各方面各部门必须同时行动，而且要持之以恒，才能还市场一片公平和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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