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 □赵树栋

提起看电影,四○后、五○后、六○后的农村中老年人都会津津乐道地说出自己当年看电影时许许多多的故事来。这些故事,都是美好的回忆。如今,电影往日风光不再,不管国营的,还是集体的,电影事业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我所在的县城之现象。

近二十年,我几乎没进过电影院。原来的老电影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再放电影了,以前轰轰烈烈、热闹非凡、进一屋出一屋的电影院已出租给私人做生意、搞展销了。但电影院留给我们的记忆却是很深的,每次路过电影院,总会情不自禁地回头多看几眼。

当年,能看上一次电影那是一种幸福的事情。我们是乡下人,很少有机会到县城电影院去看电影,偶尔托城里亲戚弄到两三张电影票,就会欣喜若狂,早早地吃过晚饭,步行十二三里路,需在晚七点检票前赶到电影院大门前。这时,电影院门前的小广场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因为严格对号入座,城里人不急于进场坐在黑咕隆咚的座位上,而要等开影前一两分钟才进去。小广场上卖小吃的、卖零食的也很多:“滚热的大鸡头”、“洋糖发糕来”、“现炒的瓜子花生”、“香喷喷的烤山芋哟!”、“炒米糖来炒米糖”、“秦栏大脆”、“龙岗干烘”、“糯米沙糖熟藕”……诱人的香气,让人馋得垂涎欲滴,钻心的叫卖声,让人难以抗拒。我们从农村上来看电影的小青年,口袋比脸都干净,除了手心里攥着一张汗津津的电影票,哪有闲钱来买这些“讨厌”的吃食。来了以后,总是逃也似的第一批进入场内,就着昏暗的壁灯,找到后几排我们的座位坐下,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口不馋。曾经也大方了那么一两回,花五六分钱买点瓜子,二分钱一盅,酒盅还不小,看起来挺划算。可是那个中年妇女小贩在挖瓜子时,总将大拇指深深地插进酒盅子里,严重地侵占了大盅子的空间,挖出来的瓜子,其实只有大半盅甚至只有半盅,倒在手心里,只是那么一点点,只有苦笑,算了,我们能买几回,不必计较了。况且,即使与其计较,又能如何。乡下上来的半大伢子,哪能说过久经卖场的老江湖们,自认倒霉,下不为例。

大厅里灯完全熄灭了,放映了。银幕上有了图案,扩音器里传出声响,嘈杂声渐渐平息。影片放到一大半时,陆续有人离场,我们从十几里外赶来看电影的农村小伙子们,总会把八分钱看完(电影票当时八分钱一张),直到屏幕上出现“再见”两个大字时,才心有不甘地离开座位。

上县城去看电影是件很惬意的事,但有时也会遇到麻烦和危险。一九七二年春夏之交,喜剧故事片《三笑》已在县城放了三天,第四天为满足县城周边农村人能看到此片,决定跑片子,两个剧场同时放映。电影院七点放,大会堂七点半放映,负责跑片之人把电影院放完的第一盘胶片,快速地送到大会堂,立马回到电影院等待第二盘……(一般一部电影四盘胶片),这样两个剧场同天晚上可以有一千四百人看到这部好看的、最新的喜剧故事片。预售票不紧张,头天下午我在城里有事,顺便买了十二张,除自己夫妇俩留下两张,其余十张分赠给队里的邻居们。看完电影,一个个兴高采烈,高声讨论着剧情,一同回来的还有同村的另外三十多人。渡船口到了,四十几人争先恐后,都想第一拨过河,渡船最多只能乘十五六人,一下子涌上二十多人,撑船的再三说明利害,最后只退下四五个五十来岁的渡口附近的人。船工吩咐站稳,一篙篙小心翼翼地向对岸撑去。离岸还有二尺,几个性急的,争着挤向船头。这一挤,一个连锁反应,一种惯性力道冲向船头,吃水很深的船头一个趔趄,进水了,乘员们更慌,纷纷向前拥挤。船身失衡,前半截几乎全部没入水中,后半截翘起老高。二十多人全部落水,幸亏是在岸边,落水的迅速爬上了岸,结果虽是有惊无险,但我却后怕了多时。

看电影看得最多、最畅快最刺激的时候,是大集体时代。为了增加农村社员的文娱生活,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加强革命精神的教育,文化局、宣传部要求电影下乡,巡回放映。电影院组织了下乡放映的电影小分队,在全县三十六个乡镇巡回放映。每个生产大队,每年至少放映三到五次,电影队下午到大队,大队上午已接到通知,早已安排好具体放映地点,所在地的生产队安排杀鸡、宰鹅,极力安排好放映员们的生活。天未黑,银幕已架设好,大喇叭已响起革命歌曲,周边的生产队,邻近的外乡镇的社员们闻声而动,扛着大板凳、挟着小板凳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从不同的方向赶了过来。

等放映员红光满面打着饱嗝走近晚饭前就架设好的放映机时,大稻场早已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了。嘈杂的人声,打趣的笑声,久违的亲戚们的问候声,声震四野,几乎盖过了大喇叭的声响。三十米外的发电机吼叫起来,放映员接通电源,放映机强烈的光柱对准银幕,这道光柱像无声的命令,稻场上的所有声音戛然而止,只听到放映机滋滋声。

放映前,大队干部照例要讲几句,无非是遵守纪律、尊重放映员、认真看电影、好好受教育。对着麦克风讲话很时髦,也很威风,很想多说几句,多露露脸,无奈观众们想看电影,放映员也想尽快地完成放映任务,好早点休息。在这个大队干部正在斟词酌句时,麦克风已被放映员抓回,同时打开了放映机,银幕上出现了大红色的五个大字《渡江侦察记》。

“噢……”一阵欢呼声。欢呼声里夹杂着不协调的嘟囔声,“又是《渡江侦察记》,这部我都看过三遍了!”“看三遍有什么了不起,我连今天是第八遍!”那个年代,一般都放这些革命故事片,《红日》、《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狼牙山五壮士》、《黑山阻击战》、《小兵张嘎》、《白毛女》等,几十部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片子,我们是百看不厌,每看一次都会热血沸腾。后来也会放《五朵金花》、《迟到的春天》、《第二次握手》、《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生活片、爱情片。

影片放完了,银幕上出现“再见”两个大黑字时,社员们才恋恋不舍地搬起大板凳向自己住的方向走去。有五六个小青年聚集在放映机旁,热情地帮放映员收拾设备,装箱、收幕、捆叠。一边小声地询问明晚在哪个大队放映,后天又到哪个大队放映,这几个家伙能吃苦,能跑路,能熬夜,他们能连续五六晚跟随放映队巡回看电影,最远的外乡镇有二十几里。有时放映员嫌他们沾得太紧,会拿他们玩,明明是到南面某公社某大队,而告诉他们是到北边大通、刘营,害得他们跑了一夜的冤枉路,第二天,他们照常上工,别人问他们昨天看了什么电影时,他们笑着说,《小英雄白跑路》。

电影公司鼎盛时期,是老百姓看电影最多的时代,这个时代,应该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随着电视机的出现和普及,电影渐渐地淡出了视线。大银幕一拉,大喇叭一响,四村八队,人山人海涌向大稻场抢占最佳位置的热烈场面再见不到了。一九八二年,我买了台十二吋的“凯歌”牌黑白电视机,我在院子里放电视连续剧《武松》,隔壁生产队电影队放《万水千山》。一半观众挤到我家院子看《武松》,放映的大稻场稀稀拉拉的只剩几个老头老奶奶。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流动队已经流不动了。有新片子偶尔会在乡政府的会堂里放放。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更是只能惨淡经营了,最终撤销了流动小分队,这些放映员大部分是聘用的,离开电影公司,各自重新择业谋生。再后来大锅里没有饭了,电影公司也解散了。

现在也有电影院,而且还远不止一家,原来公家开的电影院是一家独大,现在个体经营的电影院有八家,每家放映室都装潢考究,设备一流。有的人家有几间放映室,可以同时放几部不同的电影,让人们有选择地去看。当然,电影票的价格也突飞猛涨,高高在上,《战狼》五十块钱一张票,《战狼2》五十六块钱一张票,一般的电影票价十几块、二十多元一张的(大城市的票价更高)。

我们当年赶场子看电影的这些人,大多数已花甲、古稀,有的甚至老态龙钟,很少光顾这些高档电影院,随你战狼几,总有一天会在电视上播放的,你不过是先睹为快,我后看也不迟。

前年,儿子花四十块钱为我们老两口买了两张电影票,让我们去看一部他们认为很好看的电影,引导员把我们领进第三放映室,室内高档带靠背的软坐椅子,还带有扶手,还有放茶杯的地方。四十几个座位可惜只有我们两人,一直到放映结束还是我们两人。影片的名称我都记不得了,只知道王宝强带领一班人打打杀杀,打斗的场面很玄乎,打斗的地点先是在印度,后来是转战到尼泊尔、中国境内。室内空间小,扩音器开足了马力,震耳欲聋,老伴几次要退场,我舍不得儿子花的四十块钱,捂着耳朵坚持把它看完了。虽说是宽银幕,现代派,高科技,真不抵当年我花二角钱买票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么有意思,起码我知道孙悟空代表正义,白骨精是害人精,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唐僧虽然糊涂,八戒也罪不可赦。可王宝强在影片里上蹿下跳,到底打的什么家伙,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打那次以后,我再也未进过电影院,我不是说现代高科技电影不好玩,是我们老了,前三十年看了上百部老电影,受其影响太深,一时缓不过来,接受不了这些现代派。

我怀念老电影,我怀念露天稻场看老电影的那种热烈场面,那种看电影的激情,那种放电影的方式。可是,这些个“那种”再也见不到了,只剩下难以忘怀的、抹擦不掉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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