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屠宰场谈恋爱好吗》：”社畜“的逃离与乌托邦

2018年新垣结衣主演的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存在于现代社会中既陈旧又新颖的群体，他们自嘲为“社畜”。“社畜”乃善于造词的日本新造词，是“会社”和“牲畜”这两个外来词的合称，特指那些在职场中逆来顺受、遭到公司压迫的年轻人。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海报

说这个群体“陈旧”是因为早在19世纪的西方诸国，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兴起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和企业制度的确立，而使得那些失去土地进入城市的人们成为工厂流水线上最重要的劳动力。无论在马克思的观察和书写中，还是在20世纪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这些为了生计而工作的劳动力最终被压榨的如牛似驴，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无法逃离；而说它“新颖”则是因为“社畜”这一词更多用于当下生活和工作在大都市中的年轻人，他们离开学校后进入职场，开始996的工作生活，最终导致除了工作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空余时间；同时大量的工作也像一张网般牢牢地把他们束缚其中，无法逃离……“社畜”更多的是遭遇这一困境的年轻人的自嘲，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但却无法真正解决，甚至就连逃离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一旦辞职也就往往意味着无法在大城市中生活下去。

因此，意识到自己如牲畜一样惨遭压迫，却又无法摆脱所带来的痛苦和迷惘也便成了兔草这部小说集《去屠宰场谈恋爱好吗》（以下简称《去屠宰场》）所讨论的主要问题。而当其中一些人鼓起勇气选择逃离，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和渴望的生活时，却又发现乌托邦都是虚构的，乐园早已失去，无法回去也无法抵达，最终被遗落在现代生活的疏离和冷漠中，默默忍受。

《去屠宰场谈恋爱好吗》书影

一、异化成“社畜”的年轻人

在兔草的这部小说集中，许多主人公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都（曾）在公司中上班，这本身无可厚非，但重要的是这些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大都未能和自己的工作相处和平，反而最终出现了马克思在19世纪就已经指出的问题，即原本应该成为个体自我创造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最终却反过来成为我们的主人，并且工作也开始大面积入侵个体的生活，最终导致它侵犯一切，成为最高主宰者。这一现象便是马克思所谓的“异化”（Entfrendung），也即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讨论的物化（reification）问题。

在卢卡奇看来，物化具有时代性，它是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当马克思讨论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时，他就已经发现伴随劳动力进入资本生产的流水线中，他们往往就会为前者强大的力量所束缚，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来自于资本对于利润和资本积累的无限欲望。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劳动力并未被当作活生生的个体来看，他们往往被当作物或是机器上的某个部件，以为促成整个生产的完成而存在着。正是在这一状况下，劳动者遭到压迫，其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仅能维持其基本开销，因而进一步使得他们无法离开工作，成为其的奴隶。

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在19世纪看到的现状虽然在如今的现代社会得到一定的解决，但在表面之下，那些束缚、剥削和压榨其实并未彻底改变，而只不过是换了副新面孔，被包裹在崭新的意识形态中。在《去屠宰场》中，兔草在故事中频繁提到主人公们在工作（大都是广告文案类）中所遭遇的困境：工作时间上的没完没了导致其直接影响正常的生活；工作成果遭到轻视，周旋在复杂的职场人事关系中；以及对精神的消耗，因为工作成了维系温饱的工具，而没有任何自我实现或能够带来精神的喜悦……如果我们比较21世纪的工作劳动和19世纪的，便会发现一个鲜明的不同，即19世纪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压迫和剥削大都是可见的，因此对其的反抗也便得以可能；但在今日的工作中，压迫和剥削早已经变得肉眼难寻，围绕在职场中的年轻人身边的压力是无形的，有时候甚至还会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形象出现，例如这几年诸多资本家关于工作的言论，都体现了现代工作场域中的压迫早已经如福柯所指出的，变成了毛细血管状而难以反抗。

也正是在工作压迫呈现着弥散状态的现实下，《去屠宰场》中的年轻人才发现生活的一地鸡毛，他们甚至发现自己根本已经没有生活了。在20世纪关于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市场对劳动者的剥削和个体的压迫的讨论中，一些改革者和学者认为，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的积累，必然会由此解放劳动者，从而使他们能够脱离市场和工作的宰制。但这一假设最终似乎并未彻底的胜利，因为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所进行的再分配如果是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的，便会很容易引起贫富差距的增加。在《去屠宰场》中的年轻人大都来自中等偏下家庭，他们无法从父母和家庭那里获得财产上的支持，因此最终必须依靠自己在大城市中工作。而对于那些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年轻人而言，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必为钱烦恼，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必进入市场和工作场域之中，从而免于被剥削的命运。

在兔草的小说里，正是因为“没钱”才生活的尴尬，所以需要赚钱，但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成为“社畜”，成为工作和市场的奴隶，从而导致生活彻底被侵占而没了生活。这是一个封闭的恶性循环，也似乎成了当下进入职场的年轻人难以避免的境遇。除此之外，伴随着成为工作的奴隶，它也在同时重新塑造和建构着我们的意识和观念，从而便出现了马克思四层异化中的“人的类本性”的异化，即商品和物的逻辑开始侵占人原本自由自觉的类本性而成为主宰，由此便出现了《送你一颗陨石》中主人公的状况，“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商业逻辑已经完全覆盖了他的大脑”（页150）。而这也正是当下资本和商业社会中最典型的特征，即商业和市场逻辑——工具理性——成为主流，由此导致一切神圣的、浪漫的、含情脉脉和温存的东西都遭到破坏，“以金钱衡量一切”笼罩着个体生活和生命的方方面面。

在《去屠宰场谈恋爱好吗》这篇小说中，约在由曾经屠宰场所改造的咖啡馆见面的相亲男女最终发现他们迷路了。作者以一明一暗两条线——相亲的男女在寻找出去的路；曾经那些被驱赶进屠宰场待宰的牛羊牲畜顺着设计好的道路走向死亡——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似乎难以解决的困境。它不仅仅只涉及爱情，也似乎就是当下“社畜”们处境的隐喻，在由资本、利润和市场所组成的这个屠宰场中，那些被工作主宰的年轻人们不就是那些待宰的牲畜吗？也正因如此，当小说中的主人公意识到这一可怕的境遇时，便准备逃离，或跟着自己的理想，或去寻找那个在远方的乌托邦。

二、虚构的乌托邦

法国诗人兰波曾说“生活在别处”，对于《去屠宰场》中那些被工作这个主人剥削和压迫，或是生活憋屈的年轻人而言，逃离的目的地便是远方，所以在第一篇《坐骑》中，两个身处小镇的孩子离家出走，想要到远方过不一样的生活。但也正是在这篇小说中，奠定了兔草这部小说集中其他故事的底色，即离家出走的孩子最终发现他们置身在一个好似莫比乌斯带的世界中，跑的再远也都依旧未能离开。

就好像鲁迅曾经询问“娜拉走后怎样”，在《去屠宰场》中的许多故事也都在向我们展现，这些逃离的年轻人（以及其他人）最后都怎样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去追随自己的理想、梦想和乌托邦了。在《恐龙是如何灭绝的》中，“我”最终暂辞掉工作，到朋友K所在的郊区去；在《知音号》中，女孩选择和那个在网上认识的森约会，并选择跟他一起走；在《没有星星的岛屿》中，“她”离开城市前往岛屿生活；在《送你一颗陨石》《消失在麦理浩径》和《巴别巴马》中，主人公们似乎都执拗地向往着某个世外桃源，某处乌托邦，似乎觉得只要能到那里去，自己的生活和一切都会重新获得希望……但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的却是无一例外的失败：想象的破碎、乌托邦的虚假以及梦想的遥不可及。

在这些故事中，存在一个潜在的二元对立，即最典型的城市和乡村/自然。无论在《坐骑》中，李离希望离开小镇前往其他地方；还是在《训鸟》《南方野人》和《没有星星的岛屿》中，在诸如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中摸爬滚打了多年的年轻人们最终不仅一事无成，身份尴尬，而且还因为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不规律等原因弄得“身体越来越差”（页29），最终大都选择回老家或是前往某些岛屿或森林。城市让人生病或出现精神问题这本身并非耸人听闻之事，在很大程度上，它与快速发展的现代性以及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息息相关。当兔草在故事中描写或想象乡村、森林和群山时，我们发现她为这些自然赋予了十分古典的色彩，即一种暧昧不清的神圣性，某种似乎是有别于绝地天通后的模糊状态。在《南方野人》中，神农架依旧存在着野人；在《恐龙是如何灭绝的》中，森林里藏着神秘的妖精鬼怪；在《消失的麦理浩径》中，存在着好似百慕大神木三角洲的力量……

而与这些自然相对立或截然不同的城市则十分“现代”：钢铁混凝土的高楼大厦、玻璃幕墙、各种机器和设备组成的密集网络，以及各种界限分明的空间和等级……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呢？在《恐龙是如何灭绝的》中，故事中的“我”说道：“过去我住在钢筋混凝土修建的大楼里，空调调成恒温，把我养在里头，玻璃幕墙将我和外界隔开，我们像培养皿中的器官，处于一种近乎无菌的状态，面前有的只是电脑和打印机，还有没完没了的邮件与信息，关于大自然的一切近乎消失”（页66）。伴随着现代出现的“社会人”最终在工具理性指挥下所设计的钢铁森林中成为单个的原子，失去了海德格尔曾经反复强调的和大地的连接。这是现代性所导致的最典型特征，即人与土地、自然和各种神秘之间的断绝。

在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中，那个建造在山清水秀、阳光充足的山中的疗养院就是为了给那些在城市中遭到各种身体或精神疾病折磨的人们修养和疗愈的地方，而它所秉持的宗旨便是与自然的重新连接。无论在狄更斯的小说还是波德莱尔的诗中，城市的堕落和冷漠与乡村/自然的纯洁美好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它似乎是正确的。但兔草在其故事里却又进一步地发现，这个对立的二元建构或许也是虚假的，因为就连“乡村/自然”也同样是人类想象和创造的，并没有乌托邦。

在《恐龙是如何灭绝的》中，梭罗和其著名的《瓦尔登湖》的谎言被揭露。K告诉“我”，“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生活纯属虚构”（页61）。他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般远离尘世，隐居生活，关于瓦尔登湖的神话大都来自梭罗的想象。故事里的这个插曲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所有逃亡乌托邦的故事结局，即那也只不过是来自他人或自我的臆想。就如在《巴别巴马》中，焦头烂额的丈夫最终希望卖掉房子，带着重病的妻子前往长寿村巴马治疗，结果发现这个存在本身就是人造物，就好像在《送你一颗陨石》中，丈夫着魔般所希望寻找到陨石最后发现却是无良商家所造的。神话纷纷破灭，而那些传说中的“乌有乡”、“香格里拉”或“桃花源”也都不过是现代旅游宣传策划下的虚假之地。

并且在兔草的这些故事中，“乌托邦”还不仅仅只关于自然或地理上的某个地点，也同样暗示着诸如爱情、理想和梦想。在漫长的传统观念中，它们都是人类心灵乌托邦的重要空间，作为某种精神的寄托而举足轻重。但在《去屠宰场》的故事中，这些心灵的乌托邦却同样不可靠，甚至荒诞而无意义。在《知音号》中，鼓起勇气的“她”前往知音号和在网上认识的男人森见面，并很快选择破釜沉舟跟随他一起离开，但夜晚她却发现这整个故事不过是森所写的一个互动式戏剧而已；在《困鲸》中，一厢情愿的好感最终险些让自己闹出笑话……

在这些故事里，原本似乎神圣的爱情在此显得滑稽可笑，而通过这次失败，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年轻人在面对爱情时的复杂态度。一方面对爱情充满渴望，并且对其所被赋予的拯救般的力量心存寄托；但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个体的原子化所导致的距离不仅仅只是地理上的，也同时在无声无息地塑造着我们的心灵，其中就包括对于爱情的态度。爱情变得可有可无，并且个体与个体之间似乎很难再产生浓烈的联系与渴望。无论是单调重复且伴随着巨大压力的工作，还是现代都市导致的疏离，都在抽掉身处其中的个体心灵中关于爱情的渴望。

在《怒目金刚》中，兔草描写了一段约炮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罗望讲了自己一次约炮经历，所约的女生破坏了规则而告诉他自己身患绝症，希望能再次和他做一次，结果让罗望颇为挣扎，甚至生气，“我后来想，这种人是真的有病吧，我只是来约炮的，她居然当我是菩萨。我救得了她吗？我连自己也救不了”（页190）女孩不仅破坏了约炮的规则，也破坏了日常的人际规则，我们本不应该对陌生人坦露关于自己私密之事。但吊诡的是——就如兔草在小说中所写的——在当下社会，人们却往往会和陌生人坦露心事，和自己亲密的诸如亲人、伴侣或朋友却难以开口。这一颠倒本身就折射着现代人际关系中的种种问题，而其中最严重的也便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他者成为工具或地狱，而成为工具理性序列中被利用和消耗的物与产品，从而让诸如情感和爱情都无能为力。

而除了爱情，在几篇涉及婚姻的小说中，兔草同样发现了婚姻里的诸多狼狈苟且，因此才会出现像《雨屋》和《困鲸》中的焦虑和不安。即当发现爱情和婚姻在现代社会中都已经无法成为桃花源之地时，该如何继续生活？兔草尤其讨论到女性的处境，当一个女性选择单身后，她将会遭遇哪些尴尬和麻烦？在《雨屋》中，那个流落在老人院的老太太似乎就是主人公“她”的未来写照；在《困鲸》中，一辈子赶时髦的小姑最终也似乎深陷孤独和老来无依的状态，令人心痛。

兔草发现，即使伴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男女平权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有限的。无论在婚姻还是生活中，一个男性所遭遇的压力总会远远小于女性。在《去屠宰场》中，母亲的催婚步步紧逼，而那些（女）主人公们却发现婚姻不过是另一个人造的乌托邦神话而不愿接受，但一旦站在了主流之外，随之而来的社会压力以及诸多十分实际的生活问题——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也都令这些选择变得更加艰难，以至于往往找不到出口而唯剩迷惘和无奈。

三、结语：是什么造出了这张“网”？

就如韦伯曾经所指出的，现代社会是一个被“去魅”的存在。在工具和科学理性的照耀下，容不得任何怪力乱神和模糊不清的暧昧状态。但在兔草《去屠宰场》中，却存在着各种奇异的胡思乱想，它们就好像是希区柯克《群鸟》中那些突然抓狂开始攻击人的鸟一般，破坏了正常和规则的日常生活与社会运作。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小说里出现的各种动物——如鸟、鸵鸟、恐龙等——都是人类在现代社会中被压抑的某种“原始”本能，或说是那些难以在工具和科学理性，以及现代大都市、市场和社会中找到生存空间的被压抑物。

当福柯研究西方近代疯癫问题时，他发现存在着一种人为的二元建构在创造着“疯癫者”，即只有存在这样一个他者，理性和理性/正常之人才能存在或说是保障属于自己的领地。那么当下的现代社会又是掩盖或压抑了什么才能够如此安稳地运作着呢？或许兔草的这部小说集给了我们一个视角：在现代社会中彻底为工作所奴役的现代青年，筋疲力尽，全无生活，而社会却又与此同时呼唤着青年人对创造性和责任的重视；那些原本无法为商业计算、市场规则甚至理性所控制的感情和诸多人性中的“自然”也遭到侵袭，成为现代消费和娱乐中的商品；而对于那些终于鼓起勇气逃离到远方的人来说，他们却发现了乌托邦的虚构和人造性……

“我必须走，这是我的宿命”（页20）在《坐骑》中，李离义无反顾地说，义无反顾地走，最后为此摔断了腿，留在家乡，在工作间隙拍照；“只是无法抵达心中想要的那个目的地而已，到底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页159）在这部小说集中，最后唯一走出来的或许只有不幸的李离。他在地理上逃离的失败最终导致他只能向内求索，开始一种内在逃离。他在房子阳台上建造空中花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最终他能够获得的也仅剩下内心的这点满足，支撑着继续活下去。但这或许是更大的悲剧，因为造成他的——以及《去屠宰场》中的其他许许多多人物——失败、被困和无奈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或不思进取，而是来自于一股更大的力量在主宰着他们的行动和生命。这股力量不是神仙鬼怪，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下的工作、市场以及社会所交织而成的那张网，把他们束缚其中，耗尽青春、思想、生活、爱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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