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当年借书事 □邓荣河

“书非借不能读也。 ”是清朝文学家袁枚《黄生借书说》中的一句名言。袁枚通过自身借书“成才”的实例，证实了“书非借而不能读”的道理。是啊，多少人有过相似的经历呀。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我，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年少时的我，很爱听老辈人讲水泊梁山的故事，对于其精彩的情结可以说痴迷至极。于是，我一直想淘换一套《水浒传》，逐字逐句地看看。但那年月，想在偏僻的乡村借到一本心仪的书，简直是难上加难。后来，我听说本宗族一位在北京某剪刀厂上班的三叔家有本《水浒传》，很是激动。但我知道，作为孩子，我无权也没那么大脸面去借。于是，再三央求父亲帮我去借。父亲架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最后答应了。庆幸的是，当时三叔给足了父亲面子，竟然把那宝贝似的书借给了我。于是，每晚在豆粒大的油灯下读水浒，成了我今生难以忘却的童年记忆。虽然三叔当时没有全套的《水浒传》，只有一本上集，但也足以缓解一下那时我渴望读书的饥渴了。我对那本《水浒传》，不知反复阅读了多少遍。以至于不知不觉间把其前半部分的情节，在脑海里深深地幻化成了影像，多少年过去了，仍记忆犹新。

初中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山东临邑师范，恰巧当时主管学校资料室的女老师，其婆家是我们村的，论辈分该叫我“小叔”——当然，人家年龄比我大得多，我是“萝卜不大长在背（辈）上了”。有了“侄媳妇”的特殊照顾，我借书的机会自然比别人多了。我深知借书机会来之不易，便最大程度地利用好自己的闲散时间读书。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很多同学消耗在了打球、下棋、打扑克、侃大山上，而我则全部泡在了资料室。三年时间，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及报刊杂志，并做了大量的阅读笔记，累加起来，足有一大摞。

有时为了抓紧把一本书读完，下晚自习时，我便磨磨蹭蹭地故意走到最后，趁机偷偷把一楼走廊里的一扇窗子打开，然后虚掩上，单等学生会查夜的查过之后，再贼似的偷偷地从窗子爬进去，蹑手蹑脚地进入教室，然后点起蜡烛，提心吊胆地阅读。因为怕学生会巡夜的人员发现，教室内的电灯是绝对不敢用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读 《平凡的世界》的那段日子，很多个夜晚，烛光下的我泪流满面——我深深地被孙少平的苦难经历所打动。三年的师范生活，我不知做过多少次这样的“贼”，也不知为学校小卖部卖蜡烛的大妈做过多少次贡献。只记得一位姓崔的同学，临近毕业时在我的毕业留言中写道：“精瘦精瘦的你，也许是被每晚的那一根根摇曳着的蜡烛熏就的。 ”

三年的借书生涯，令我这个乡下考来的孩子，几乎天天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之中，彻底忘却了出身的卑微，从而使我的师范生活每天都充盈着幸福与快乐。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阅读，无形间自我积蓄了一点文字功底，为我以后从事语文教学，以及业余写点文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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