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都高山戏与武都方言

娄炳成

高山戏，又名高山剧，为甘肃省独有的两大地方特色剧种之一，发源于陇南市武都区的鱼龙镇。鱼龙一带为高山丘陵，山大沟深，交通不便，自古以来，庙会、祭祀、社火等民俗活动在这里就很盛行，高山戏即是从这里的民间祭祀和传统社火中孕育、演变、发展而来的地方戏曲剧种。

高山戏的代表性剧目有传统的《咸阳讨账》《刘四告状》《老换少》《白玉霜》《康熙拜师》《儿嫌娘丑》等；也有当代创作剧目《开锁记》《尕女婿》《挡车》《人老心红》《一袋化肥》《夜逃》《特殊党费》等。

笔者于多年前在受邀参加的武都高山戏研讨会上，就高山戏的语言道白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发言稿被收录在研讨会后内部出版的学术书籍里。

高山戏所使用的语言道白是地道的武都方言，更确切地说，是武都鱼龙镇一带的方言。其传统代表剧目在民间戏剧舞台演出时，使用的就是地道的武都鱼龙一带的方言，生动活泼、幽默诙谐。高山戏的唱词格式比较固定，有七字两句式的对联体，有五字四句式的绝句体，有山歌体和律诗体等，大量衬词和灵活的帮腔形式，同时构成了高山戏独特的演唱风格。

我们知道，带有鲜明的地域特点的戏曲艺术，其方言、声腔与该剧种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无论是剧本创作、音乐创作还是演员演唱，尤其是语言道白，都不得违背这一规律，字、腔相倚，二者关系十分密切。正因为字音与戏曲演唱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故而从“字腔”“声腔”，引申到戏曲的“唱腔”“声腔”，成为戏曲的专有名词。

汉字的音乐性主要体现在字音的声韵调上，戏曲声腔最基本的元素是字音，二者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从南、北曲开始就是如此。魏良辅改革昆山腔而成“水磨调”的昆曲，首先理顺的就是语音和腔调的关系，严格讲究“以字行腔”。魏良辅在《曲律》中说：“五音以四声为主，四声不得宜，则五音废矣。”显然，是吴侬软语决定了昆曲缠绵婉转的总体风格。后来的梆子、皮黄系列的板腔体剧种，尽管不像南、北曲和昆曲的字、腔关系那么复杂，但这种字、腔关系仍在。随意使用或“改造”地方戏的方音，也就割裂了剧种字、腔相倚的血肉联系，实际上也就背离了戏曲最基本的艺术规律。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象征，地方戏曲的形成是区域化的结果，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其独特的区域特色和乡土魅力。若把地方戏曲中的方言改为普通话，或异地语言，就失去了它最本质的“乡音”，也就失去了它独有的艺术魅力和存在价值。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交通和各地文化交流的便利，加上普通话的推广，别说是地方戏，即便是各地的方言也出现了向普通话靠拢的现象。在这种大环境下，地方剧种的命运的确堪忧，要么随着其自身特点和魅力的逐渐消失，被人们遗忘而消亡；要么经过现代化的创新打造，剧种的个性不但没有消失或趋同，其地域性特色更转化为独特风格和韵味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被更多的当代人所接受，在更大的区域流行。至于方言给观众欣赏上造成的障碍，则可以用字幕去改变，借助字幕，向观众传达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

其实，方言、声腔已经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和娱乐问题，乡音连着乡情，寄予着人们的情感，凝结着文化的认同，无论你身处世界何地，一句方言，一出家乡戏，最能勾起游子思乡之情和同胞之感，引起故乡情感的共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保留地方戏独有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有着抵御民族文化被同化的积极意义。地方戏正面对着日益开放的世界，不仅要走出当地，还要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也要依靠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笔者以为，与其他戏曲艺术一样，高山戏也要传承发展，传承的是它最本质、最独特、最个性化的艺术特性，其中就包括它的方言语言道白；而发展则是进一步发掘、丰富它的曲牌音乐，发掘、丰富它的表演形式，尤其是使其与时代接轨，增强它的现代气息，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反映新时代的社会价值观，高扬时代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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