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中探究中国文化史

王羲之《兰亭序》

□新时报记者 徐敏

学者陈寅恪有一句被广为称引的名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语言的流变中蕴含着历史变迁。郑子宁是了解多种语言和熟知多种汉语方言的语言学家，近日其在后浪出版集团出版《中国话》一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分别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饮食、数字、动物、称谓、地名等方面的文化。郑子宁借由语言探索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犹如侦探破案般描绘出一条条不同民族间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轨迹。

“父”“兄”称呼的演变

《中国话》共辑录了郑子宁对9大领域的中国话的起源与传播的解读，其中包括十二生肖与中国数字、近亲家属的称呼演变、冶铁技术与语言流变的影响等。语言演变是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与一支部落的迁徙、水稻种植、冶铁技术的传播以及民族融合等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郑子宁是语言学达人，了解英语、法语、土耳其语、老挝语等语言，熟知多种汉语方言，因此可以寻找语言中异于规律的现象，并试图从历史文化中找寻到佐证。这种对语言的探疑和解读，深入浅出又饶有意味。

比如在“中国人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一章节中，郑子宁先是解读了“爸妈”读音的来源。自古以来，父亲在汉语书面语中一直写作“父”，在普通话和多数汉语方言中，“父”字的读音是“fu”。不过在上古时期，“父”字的读音却更接近今天的“爸”。为了讲述清楚这个字音字义的流传，书中还引用了原始汉藏语时代传承下来的藏文中和缅文中的“父亲”读音。即便不懂藏语和缅文也可以依稀看出，在这两种语系中“父亲”的尾音都更接近“ba”。虽然汉语历史上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本的“父”（音近ba）已经读成了fù，但是由于这个字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在口语中保留了历史上发音，因此采用另一个汉字“爸”来表示这个古老的发音。与之类似的还有“母”在口语中说“妈”。

“爹”是另一个在现代汉语中表示父亲的词汇。作者考证，中国南北方“爹”的来源不同，北方“爹”的来源则可能与草原民族有关。唐德宗年间，回鹘汗国出现内乱。此时率兵出战吐蕃不利的回鹘大将颉干迦斯引兵回国，新可汗在郊外哭拜大相说：“儿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于阿多，国政不敢豫也。”根据《资治通鉴》的说法，“阿多”是回鹘语父亲的意思。可汗称自己是儿子，认颉干迦斯为父，不管是内心尊崇还是形势所迫，都表示他不敢得罪这位大相。而在维吾尔语中，父亲是“ata”,就是所谓的“阿多”，这个词在突厥碑文中的记载最早出现在8世纪。在民族融合中，也许汉语中的“阿爹”是由此而来。

汉语中“哥”“兄”的称谓则相对稳定。在唐朝以前，人们普遍使用“兄”字为主，而当前除了闽南等少数地区的方言，对兄长的普遍称谓是“哥哥”，口语中的“兄”字基本只出现在“弟兄”“兄弟”两个词中。从唐朝开始，哥哥逐渐取代了“兄”在口语中的地位。

山东的壮语地名

很多语言和汉字的使用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谈到主要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壮族人时，郑子宁举例说，比如“勐”字频繁出现在云南的地名中，但是全国其他省份中却几乎没有；广东广西有大量带“峒”的村庄，贵州则有大量带“洞”的村名。这些现象均是壮侗语系的特点。

有趣的是，壮侗地名的影响不仅在中国西南地区，在北方的山东省也有体现。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语言的流变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考证山东省的地名和壮侗语系的关系，也是一条甚为有趣的语言流变脉络。

《左传·哀公元年》有一句非常简短的记录：“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夫椒”是一处地名，一说今天苏州太湖里的洞庭西山，古称“夫椒山”，也有一说是今天无锡太湖边的马山古名“夫椒山”。当时的吴国和越国，大多数百姓均不说汉语，使用的是非常难破解的当地吴越的语言。所幸“夫椒”一词早早明确记录是“椒山”的意思，这给破解这个地名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再回到因长寿而知名的广西的巴马县。“巴马”实际上应该算是一个误写，本来的写法是“岜”。“岜”是一个专门用来写壮语地名的字，在壮语中使用普遍，意思是“石山”，读音也与该字在现代汉语中的读音差不多。而在上古汉语中，夫的读音就是“pa”，“夫椒”即“椒山”的意思。也就是说，“夫”字和“岜”字一度读音和字意都完全吻合。有理由相信，这两个字在壮侗语系中，可能是通用的或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更有意思的是，还能在山东的地名中找到“夫”字的踪迹。《左传》中提到过两处以“夫”字为头的地名，分别是“夫钟”“夫于”，这两处地方前者在今宁阳县西北，后称“龚丘县”，后者在今邹平县东南，后称“於陵县”。从后来的更名也可以判断两地都有山。山东还有不少地名和江浙有相似之处，如山东日照有会稽山，浙江绍兴也有会稽山；山东曾有姑蔑国、奄国，越国西界也出现了姑蔑。结合其他复杂的史料典籍和语言现象，作者认为从山东到浙江的沿海区域远古时都是东夷和百越之地，这些地名应是东夷人和百越人留下的痕迹。从可以解读的地名来看，他们中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曾经说过壮侗语。

为何这些地方的人曾经说过壮侗语，目前作者也尚未掌握相关线索。语言学研究不比自然科学那般绝对精密，不过从浩繁复杂的多种语言流变中发现这类语言现象，也不乏科学精神。

“马”的发音寻源

公元808年末，唐宪宗年间的南诏（今云南一带的古代王国）清平官（相当于丞相）赵叔达在欢庆节日的场合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河润冰难合，地暖梅先开。”这首诗虽然也被收入了《全唐诗》，却鲜为人知，其中一个原因是诗中运用了大量南诏专用的词语和地名，难以解读。诗中尤其以整句南诏语言入诗的“波罗毗勇猜”最为难懂。

古人读到这首诗，也不见得比今人更容易理解。因此五代成书的《玉溪编事》对这句作了注解：“波罗，虎也；毗勇，野马也。”这两种叫法均是南诏本地的语言，“毗勇”二字在当时的发音和今天普通话中的发音差别不大。而今天云南地区大理白语和凉山彝语中的“马”的发音都和普通话中的“马”音类似。可见在云南本地，从唐朝到现在语言系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语言中，找不到“马”的读音和“毗勇”类似的语言。

郑子宁在泰国找到了与“毗勇”发音最为接近的一种语言——姆毕语。姆毕语是个只有不到1000人会说的濒危语言，分布在泰国北部难府和帕府的两座相对封闭的村庄。据姆毕人对祖先的记忆，他们大约250年前从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县经过老挝迁至泰国。根据一些20世纪中期的移民说法，勐腊可能至今仍有说姆毕语的居民，居住在勐腊城周围山区的某座村庄。在这种语言中，马的发音和“毗勇”在唐朝时的读音比较接近。

不过，姆毕人和当年南诏的关系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历史变迁对语言流变会产生深刻影响，反过来或许可以从语言线索中推断一些历史史实，郑子宁举例的另一条关于马的语言线索也是如此。

1692年，著名数学家莱布尼茨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小发现，即德语中“mahre”和汉语“马”非常相似。需要解释的是，莱布尼茨不仅是数学家，对物理学、心理学以及语言学也都有着强烈的兴趣。莱布尼茨还从曾经给康熙皇帝讲授几何知识的法国传教士白晋那里获知，满语“马”的读音是“morin”，他认为满语morin很可能也是一个相关词。在蒙古语和辽代契丹语中，“马”均是mori。类似的词汇还出现在日本和朝鲜半岛，这两种语言中的发音也与汉语的“马”相似。这些词汇高度相似，不太可能是纯粹的巧合。

遗憾的是，语言学界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没有比莱布尼茨前进更多。这些读音高度近似的词到底谁传给谁，路径如何，顺序如何，暂时仍难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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