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0多年前,葵丘会盟之盟约对诚信价值的强调与重构,使其成为春秋信义观中的重要文化符号,后人对诚信的一再叙述与强调,正是对会盟文化瑰宝的承继与践行。 葵丘:“

齐文化博物馆里的葵丘会盟雕塑2015年6月,葵堌堆遗址被列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人文齐鲁璀璨山东

□本报记者于岸青

那一刻,五霸岗上“眉月斜照,微风不起”,啸聚在此的武林英雄人声尽散,“连师娘、师父和小师妹也走了”……这时,病中的令狐冲却第一次见到了任盈盈的真容。任盈盈是金庸最喜欢的女主角,《笑傲江湖》中的这一情节使菏泽市东明县的五霸岗村广为人知。

出东明县城东行约20公里,就看到高大的五霸岗村村标矗立在路旁。与菏泽一马平川的景致略有不同的是,村旁有一高大广阔的土丘。当地人说,早年这里叫“葵丘”,为纪念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曾大会诸侯于此,后人将这个地方更名为“五霸岗”。

然而,由此向北60公里左右,鄄城县旧城镇的葵堌堆村也有一个葵丘会盟遗址,村民说葵堌堆原来十分高大,其上建有寺院。2015年6月,葵堌堆遗址被山东省政府列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人认为,“葵丘”在河南省民权县的林七乡。

如今,2600多年的沧海桑田使这三处的地理地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葵丘会盟的葵丘似乎消失了,但留下的文化依旧在这块土地上源远流长。

让所有诸侯“围观”这无上荣耀

史书记载,春秋五霸,以齐桓公最盛；齐桓公九合诸侯,以葵丘之会最盛。

葵丘会盟是春秋时最著名的“国际”会议,这次会盟昭示着齐桓公登上了他的人生巅峰。

会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会,会开得成功便订立盟约,是春秋时期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之间非常喜欢的交往方式,也是齐桓公在称霸之路上与战争等交相使用的手段。他自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据统计,齐桓公在位42年共计参与各种会盟39次,近乎一年一会。作为春秋新秩序的创立者,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讨伐内叛外乱、维护各国间的既定秩序,而这些政治、军事活动的进行通常是以会盟作为开始或结尾的。

所谓兵车之会,乃指武装会盟,与会各方都带着军队前往。而衣裳之会或者乘车之会,相对兵车之会而言,不带军队,是友好相会,是和平会议,是和好之会。《穀梁传》:“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

春秋初期,周王室式微,北方戎狄不断进犯中原,在管仲的辅佐下逐渐强大起来的齐桓公挺身而出,首先征伐东南部莱、宫、徐夷等国,“一战帅服三十一国”,稳定后方。公元前681年,齐桓公第一次以盟主的身份召集宋、陈等四国诸侯在北杏会盟,这打破了此前的盟主只能由周天子充当的规矩。春秋五霸辉煌篇章,由此翻开。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大旗,代周天子征伐天下,援救邢、卫、杞,阻止狄人进攻中原,助燕败北戎,南却楚国,安定周王室内乱……战果赫赫使齐桓公在周建立了威信,树立了霸权。

公元前656年,齐国与楚国在召陵结盟(召陵之盟)。会后,齐桓公派大臣隰(xí)朋去洛邑向周惠王(东周第五任君主)“汇报”会盟情况。汇报毕,按礼节隰朋请求拜见太子,周惠王却显得很不高兴,不情不愿地命人召太子郑与次子带一同出来相见。这种安排很不寻常,隰朋察觉到周惠王有废郑立带之意,回去后立即向齐桓公报告了这一重大的政治动向。

齐桓公听隰朋说罢,立召管仲商议。君臣一致认为次子继位于礼不合,须保郑继位。如何保呢?管仲建议,由齐桓公主办一次会盟,向周天子上表,请让太子出朝与诸侯们相会。齐桓公明白,相会不过是引子,重点是太子一出洛邑,与诸侯们的君臣名分就不定也定了,周惠王再想废除太子郑就难了。

此计甚好,齐桓公随即向各诸侯国传书,约定次年夏天在首止相会。同时,再派隰朋赴洛呈报周惠王。周惠王既惧于齐国强大,又因此举名正言顺,无可诿拒,只得应允。

《左传》载:“公(鲁僖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公元前655年仲夏,八国诸侯如约齐聚首止,桓公率列位诸侯拜见太子郑,郑谦让,请诸位免礼。桓公朗声应道,臣等愧居藩国,见太子如见周王,怎敢不叩首相拜!这等于公开宣示,诸侯们反对周惠王易储,支持太子郑的储君之位。这个事件使齐桓公争霸的宗旨——“尊王攘夷”成为彪炳史册的春秋大义,后来朱熹赞扬说:“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而顾炎武更是称赞:“春秋之义,尊天王,攘夷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

太子郑一出洛邑,周惠王便坐卧不安,辗转反侧中计上心来。他派人给与会的郑伯文公送了一封密信,“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令郑文公背齐联楚,削弱齐国势力。郑文公阅后自信心莫名陡涨,自认为其“背盟”而去,联盟必会解体,遂不辞而别。此举太过冲动,招来齐桓公数次报复,此乃后话。

齐桓公大怒。管仲劝解,一人去留,不足以阻止联盟大计。本来君臣名分即定,太子郑欲返洛邑,桓公挽留,表示现在盛夏炎暑,等秋凉后定护送太子还朝。秋凉之际,桓公与六国在首止祭坛歃血为盟,订立盟约,“凡我同盟,共翼王储,匡靖王室,有背盟者,神明殛之”。太子郑道谢,表示诸君不忘周室,他也决不忘诸君的恩德。

没几年,周惠王去世,太子郑秘不发丧,派人向齐桓公求援。齐桓公再次召集七诸侯会盟于洮,上次半道逃盟的郑文公不敢再挑事,也乞求与盟。八诸侯正式扶太子郑继位,是为周襄王。

新君周襄王该兑现对齐桓公的诺言了——不忘桓公扶位的恩德,遂派使者向齐桓公封赐。

16年前,周惠王曾派召伯赴齐赐齐桓公为“侯伯”。侯伯,乃诸侯之长。实际上,这个封赐比较空头,何况“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尽是自带经费的苦差事不说,惠王的封赐还有附加条件——他有求于桓公讨伐卫国。这个“侯伯”更像是交换,且只行口头“任命”,并没有举行什么隆重的仪式。齐桓公东征西讨、左会右盟几十年,凭实力拼得的地位,尚还缺少一份“官方认定”,他怎么会放过向诸侯“公示官方认定”的大好机会?毕竟,整个春秋近300年,天子遣使赴齐,一共也就这么两次。

现在,高光时刻来了——齐桓公决定在葵丘大会诸侯,让所有诸侯来“围观”这无上荣耀。

会盟圣地古菏泽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夏,会诸侯于葵丘。”同年秋,“复会诸侯于葵丘”。这一年,齐桓公65岁,管仲74岁。即使是2600多年后,二位亦是十足的老人了。不惧千里之遥,一年两会于葵丘,可见非同寻常。

十分讲究礼仪的春秋时期,把礼节上的“遇”“会”“聘”“盟”的区别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如没有约定见了面叫“遇”,约定好了见面叫“会”,有严格仪式的会叫“盟”。葵丘会盟的第一阶段为“会”,迎受天使带来的赏赐；第二阶段为“盟”,与会诸侯订立“盟书”。

会盟意味着一套极庄重、极繁琐的仪式和程序。

春秋时期,礼是天子和贵族一切行为的标准。会盟作为宾礼之一,是西周官方规定的五礼之一,作为那个时期特有的邦交礼仪,是天子诸侯间保持联系的最主要途径之一,齐桓公称霸之后,也成为诸侯间联络的方式之一。

对于齐桓公而言,葵丘会盟是“国际”峰会,更是承接天子赐礼的最高规格盛典,因此其礼仪当时备受天下关注,几千年来也备受各个史家的关注。

一个比较规范的会盟仪礼包括:征会请期、除地为坛、筑台排序、凿地为坎、杀牲取血、读书昭告、歃血而盟、坎牲加书、飨燕归饩等环节。用现在的话说,大约就是这么一套程序:发通知、定时间、选地点、筑坛台(修理场馆)、排座次、行祭礼、宣盟书、开宴会、赠礼物。

那个时代,想必“征会请期”会用时甚久,所以“征会请期”之前理应确定会盟地址,而“择址”是个伤脑筋的事。

会盟地点是2000多年来史家饶有兴致的兴趣点,汉宣帝时的严彭祖和西晋时的杜预曾专门绘有春秋盟会地图,惜无传。以什么标准择址呢?择址这一环节既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必须是能与天地神灵顺畅沟通的神圣之地。实际操作性也必须充分考虑,如交通便利、远近适宜、供给方便。

春秋时期最为便利的交通是水运,河道发达是上上之选。那时中原的道路也相当不错,以宋国、曹国(现菏泽地区)为中心的区域不仅河网交错,且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桓公才能傲称“乘车之会六”,否则马车再快,欲在约期之内赶路几百公里也不太可能。

远近适宜是相对于所有与会者的,即使以曹国、宋国为中心来看,秦、晋也过于偏远。葵丘会盟前,秦穆公收到了“征会”通知,但鉴于路途遥远而放弃；晋献公抱恙赴会,会议快结束了也没赶到,半路折返。

与会的都是各国“首脑”,虽是衣裳之会,想必随员众多,供给如何解决?史书没有具体记载,但所在地须尽地主之谊,供给大量食物、柴薪等物资是一定的,否则突然涌来了成千数百人吃喝拉撒几个月,贫穷的城邑可受不了。

有学者对现有的一百多个会盟地点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主要集中在洛阳以东、鲁山和蒙山以西、禹城以南、漯河夏邑以北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古济水、濮水、睢水、汶水和泗水两岸,即古菏泽地区,有明确记载在古菏泽的春秋会盟活动有近30次之多,齐桓公尤其喜欢把非军事目的的会盟安排在这里,古菏泽堪称会盟圣地。

东明县五霸岗村正在这一范围的中心地带。村里现保存有葵丘断碑一块、明朝万历年间五霸会盟断碑一块、宋代开封知府邓光绪题碑一块,三碑碑文依稀可见。明朝名臣陈其猷为五霸盟坛题咏:“霸图竞相长,姬辙既已东。抵掌歃血事,萧瑟起悲风。”清康熙年间,真定府通判范通题五霸坛:“当年霸业竞谁存?日落遗坛鸟雀喧。欲问衰周兴废事,空余荒阜列平原。”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块区域在葵丘会盟时期大约属于曹国。

按照周礼,盟誓地点是盟誓各方信用的发源地,因此该地点要经过与盟者各方的慎重考虑与选择。除了祖庙、城门之外等庄重之地外,还会选择杂草丛生、荒芜冷僻之地,筑以高坛,以便神灵降临,促进人神交流。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城内,也会择一空旷地段另筑高坛。

五霸岗村位于曹国都陶的东北方向,处在曹、卫交界处。当时,济水之畔的曹国基本处于列国地域中心,陆路、水路四通八达,是当时交通枢纽。顺济而东,可达齐鲁；溯济而西,可抵宋、韩、魏、秦；济水经菏水再入淮入江,可抵吴、楚；济水本与黄河相通,沿济水入黄河,可至赵、燕。曹国气候适宜栽种,堪称膏腴之地,古书即有“富比曹、卫”的说法,足见当时曹国的富庶为世人所钦慕。《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天下五大都会,其中曰:“夫自鸿沟以东,芒砀山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陶正是曹国的都城,由“富比曹、卫”的曹国来办理会议的供给,当无大问题。

曹国虽地处战略重地,但历代曹国君主平平无奇,极力保持中立,时任国君曹共公亦属胸无大志之辈,从曹共公及其前任参与的历次会盟看,他们似乎只关心周天子的事。如鲁桓公十年和十六年,鲁、郑之间以及鲁、齐、宋、陈、卫、郑之间两次会盟,都选在曹国进行,但曹国并不参加,只是尽了地主之谊,赠送些食物而已。鲁庄公十五年春天,齐、宋、陈、卫、郑再会于鄄,齐桓公开始称霸,与曹相邻的几个国家都参与了会盟,而曹国还是左右观望,无意与盟。但曹国参加了召陵、首止、洮和葵丘会盟,无一例外,这四次会盟的主题皆是“谋王室矣”。

无论如何,会盟选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应该是会盟主题。多数兵车之会,都有战争意图,选址的第一要素便是战争意图所向之地。葵丘会盟的第一主题是齐桓公的荣耀,毕生的荣耀理应在本国展示,也许霸主的思路总有些超乎常情吧,而热衷于谋王室的曹国也乐于承担这左右逢源的好事。

就这样,葵丘进入了历史的视野。

周襄王赏赐相当有诚意

不论是《左传》还是《国语》,对葵丘会盟的记载均字数寥寥。《国语》作为中国第一部国别史的经典史书,其载葵丘会盟的段落只有一百来字,无法从中获知葵丘会盟的参与者、会盟过程以及盟书制订等现在看来十分有价值的信息。

不过,周襄王的赐礼倒记载得清清楚楚。盛夏,周襄王遣使臣宰孔带来了赏赐:文武胙、彤弓矢、大辂。

“文武胙”是天子祭祀周文王、周武王时所用的祭肉。按照周礼,“文武胙”只有功劳极大的诸侯才有资格获得,终春秋一世,被赐予“文武胙”的只有三位国君,齐桓公是第一位。

彤弓矢,即红色的弓和一百支箭。在尚赤的周代,红色用以象征尊贵。兵器之赐,主要集中在周襄王时期,赏赐对象也仅见两位春秋霸主齐桓公和晋文公。兵器代表军事权力,非同小可,不可轻易赏赐,只有齐桓公、晋文公这样有重大功劳和能力的诸侯霸主才能够得到,普通诸侯及一般臣工是没有权利得到兵器之赐的。

大辂就是大路,天子所乘之车也,“大辂之服则金路衮冕”,车服之赐是一种规格很高的赏赐。大路又是车马中最高级别的赏赐,标识着等级,更象征着绝对的权力。

周襄王相当有诚意,把礼制规定中能拿出来的,全拿出来了。

《国语》作者把“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旗,诸侯称顺焉”的盛况一笔带过,却特别指出了使者宰孔说“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无下拜”的情节。几百年后,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依然关注了齐桓公“乃下拜受赐”这一寓意极深的细节。

周襄王的使臣宰孔授礼之时,特向齐桓公转达了天子的美意,大意是:你谦卑劳苦,我应称你伯舅,礼加一级,无需下拜受赐。桓公心有所动,欲居功自大,不下拜受之,便能怎样?管仲指出不可,因为“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

齐桓公傲骄地说:“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异于此乎?”从前夏、商、周三代受命为王的,其功业能超过我吗?

管仲正言道:“凤凰鸾鸟不降临,鹰隼鸱枭却很多；众神不显灵,守龟不预兆,用粟草卜筮却屡屡灵验；时雨甘露不降下,却多有狂风暴雨；五谷不丰收,六畜不兴旺,各种杂草却很茂盛；凤凰羽毛的纹理,前边象征着德义,后边象征着日昌。从前受命为王的,总是龙龟来临,黄河出图,洛河出书,土地出现乘黄神马。现在这三种吉祥物都没有出现,纵使受命为王,难道不是失策吗?”

原文用了一个“惧”字来形容桓公听后的反应,本有些飘飘然的桓公冷静下来,他给宰孔的回答就堂堂正正了,表示:天子的威严离我不到咫尺之间,我岂敢接受天子“不必下拜”的命令,这样恐怕我会犯过失,给天子带来耻辱。

于是,这位着紫色右衽长袍的65岁霸主“下,拜；登,受”。这四个动作分解开来就是,齐桓公先降于两阶之间,再拜稽首,然后升堂,又再拜稽首,然后受赐。所谓拜稽首是九拜中最恭敬的跪拜礼,叩头至地。

“尊王”的面子功夫做得十足,为他聚敛了人气,于霸业顶峰时刻这一“下拜受赐”,使首霸的人气达到了新高。后人盛赞曰:“桓之勤王室也,始于首止,继于洮,终于葵丘,定襄王之位而大本立,明天子之禁而大法,厥功大矣。”

葵丘会盟于礼上的另一大特点是“陈牲而不杀”,也是历代史家特别关注的。

歃(shà)血是春秋会盟的标志性环节。歃血,可能是饮血,也可能是象征性地把血在嘴边抹一抹。《周礼·司寇》有东汉学者郑玄注曰:“盟,以约辞告神,杀牲歃血,明著其信也。”不杀牲就无处取血,歃血为盟的环节也就形同虚设。违背惯常的做法才具有新闻性,古之亦然。然这一减省却得到当世及后人的一致夸赞:桓公信义之极。300多年后,孟子以赞赏的口气表扬齐桓公,葵丘之上“诸侯束牲书而不歃血”,是相信诸侯们不歃血也不会背盟。

是不是因为葵丘会盟是一场别开生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衣裳之会”,索性就不杀牲、不见血了?史家没有结论,但在春秋那个烽烟四起、战火连天的年代,各家能不带兵马离国与会,确是表现了对齐桓公的足够信任。荀子在《王霸》篇中提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彊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不论是军功还是尊王,立信才能称霸天下。

葵丘会盟气氛热烈,但也有不服气的。齐桓公代天子充当盟主后,共主持大的会盟16次,葵丘会盟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不仅中原各国悉数参加,远在太行山以西的晋国,甚至更加遥远的秦国都收到了邀请。秦穆公确实路途遥远,没能前来；晋献公则在赶往葵丘的路上,遇见了返回洛邑途中的宰孔。

宰孔显然对齐桓公十分看不惯,可能是看不惯齐桓公以一诸侯的身份却比天子还风光,然也无可奈何。他跟行色匆匆的晋献公说了齐桓公的“坏话”:“齐桓公益骄,不务德而务远略,诸侯弗平。君弟毋会,毋如晋何?”齐桓公越来越傲骄,诸侯们都不服他,老弟就不必参加了,他也不能把晋国怎么着。晋献公反正身体不舒服,就返身回去了,错过了葵丘盛会。

中国成文法肇端于葵丘

如果说葵丘是整个春秋时代最华丽的舞台之一,那么,齐桓公一生最华丽的亮相正在葵丘。夏天的葵丘之“会”九合诸侯使齐桓公攀上人生最高峰,入秋之后的葵丘之“盟”力图匡正天下,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优雅春秋的时代精神。

史载,葵丘会盟之盟辞仍以周天子为号令,“壹明天子之禁”,具体有五条:“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简单而言,就是不准堵塞水道；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让妇女参与国家大事。然后,与盟者共同盟誓:“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这便是成语“言归于好”的由来。

以现代眼光来看,前两条是“国际”之间的经济约定,“毋雍泉”乃是我国最早的统一治水防洪的法规条款,对弱小国家也是实实在在的保护措施,尽显霸者风范。后三条则是对政治伦理道德的匡定,其出发点都是出自于对“乱之本”的纠正,用规则来匡正天下。齐桓公虽“乃下拜受赐”,但他起草的盟辞也一望而知地反映出其野心勃勃——亦征霸天下,亦企图匡正整个时代的弊病。毕竟,这不是针对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集团,它针对的是整个时代。

一般认为,中国最具标志意义的法律文书始自子产“铸刑书”,而葵丘会盟的约定比“铸刑书”早了一百多年。在没有成文法的时代,葵丘会盟的这五项条款实际上扮演了“国际法”的角色,虽然这些条款并没有被诸侯遵守,因而沦为一纸空文。但现代学者仍给予葵丘会盟的盟约以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是在子产“铸刑书”之前面对现实而作出的一次尝试:即以成文的、书写和记录下来的并且公诸于众的方式制定规则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葵丘会盟的盟书甚至就是活生生的法律,甚至是春秋时期成文法时代开启前的肇端之一。

因为有了这样水准的盟辞,使葵丘会盟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意义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它不仅是夸耀功绩,也是在于和平修好,让各国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与通常的战争之盟大不同,一直被后世所津津乐道。葵丘会盟后,中原各诸侯国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文化等都得到较快发展,一度成为太平盛世。

一百多年后,孔子评曰:“如其仁,如其仁。”

葵丘会盟之后,“教大成,定三革,隐五刃,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文事胜矣。是故大国惭愧,小国附协”,一派天下太平的融融其乐景象。齐桓公霸业已成,宫殿上曾经被取下的钟磬重新张挂起来,鼓乐又奏起鸣响,垂垂老矣的管仲对君王说,这才是臣说过的快乐啊。

葵丘会盟九年后桓公乃卒,这九年间齐桓公作为霸主仍然多次率领诸侯举行政治活动、讨伐夷狄,但各个版本的经典中普遍都说葵丘会盟是最后一次会盟,如《谷梁传》中说“自此不复盟矣”。不会再有什么规模的“盟”能超过葵丘会盟了。

葵丘会盟盛极一时,盟誓必与诚信相伴相生。其重大影响,既于当时展现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也突显在给会盟圣地菏泽留下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会盟文化——“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葵丘会盟之盟约对诚信价值的强调与重构,使其成为春秋信义观中的重要文化符号,后人对诚信的一再叙述与强调,正是对会盟文化瑰宝的承继与践行。

会盟文化的核心——“国之宝”诚信在这里流芳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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