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的济南酷吏

司马迁□施永庆

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中主要记载了汉武帝时十多名酷吏的故事，其中有两个人是在济南走上他们的“酷吏”之路的。

郅都，西汉时期河东郡杨县（今山西平陆）人，大致生活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其人“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敢于执法，为人苛刻。他为史家所记住的是以严刑峻法镇压不法豪强，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系列作为。

汉朝统一全国后，崇尚黄老无为而治之道，法令宽松。承续春秋战国之风，“养士”和崇尚游侠现象盛行。据载，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都养有上千门客，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的门客以武犯禁，民间还有一些草根游侠如郭解、朱家、万章等，基本上就是黑老大。在济南，有瞷氏豪族300余家，横行乡里，时任济南太守竟然对此束手无策。汉景帝派郅都任济南太守后，“至则族灭瞷氏首恶”，先诛杀了瞷氏主要家族，剩余家族一看，惊心之下，顿时服服帖帖。一年下来，济南郡中风气大好，有“路不拾遗”之称。就连邻近济南的其他郡的郡守都十分敬畏郅都。

限于史料，有“苍鹰”之称的郅都治理济南的手段现在已无从得知。司马迁记载了他另外几件事，可见其人其性。一是为人公廉，从不接受私人请托。他说：既然出仕，就应该奉公守节以身殉职，不能再顾及妻子儿女。二是临江王刘荣自杀事件。前太子临江王刘荣因为在封地被告侵占了皇家土地，被诏至京城问责，中尉郅都负责此事。刘荣想给皇帝写信谢罪，向郅都索要笔具，但被郅都拒绝。魏其侯窦婴闻讯后暗中让人送去，刘荣写完谢罪信后就自杀了。其母亲窦太后心痛刘荣之死，种下郅都的祸根。三是威震边关。汉景帝为保护郅都，让他到边境出任雁门太守。匈奴闻风远避，退兵离开汉境，直到郅都死去也不敢靠近雁门。司马迁还记下一个传奇性的情节，匈奴制作了郅都模样的木偶，让骑兵射击，但是骑兵由于恐惧，居然没有人能射中。

另一个济南酷吏是宁成。宁成是南阳穰人（今河南省邓县），“以郎谒者事景帝”，作为汉景帝的侍卫，先任郎官后改为谒者。谒者，是随侍皇帝左右负责礼宾迎送的事务。当宁成任济南都尉时，郅都为济南太守。大概是因为“敢于执法，为人苛刻”的相似性，宁成赢得了郅都的信任和友谊。也许因为取得了“真经”，在郅都离开后的6年中，济南在宁成的高压政策下平静如昔。这就引起了汉景帝的注意。

其时长安城因宗室权贵横行不法，社会秩序到了必须整治的程度。于是，施政效仿郅都、治理济南号称“以狼牧羊”的宁成进入景帝的视野，中六年(前144)宁成升任中尉，接手郅都曾经担任的职务。虽然他不如郅都廉洁，但是严酷的手段绝不输于后者。史传中并未记录宁成具体执法的案例，“然宗室豪杰人皆惴恐”。京师宗室豪强对他的畏惧，证明了汉景帝的知人善任。

汉武帝时，宁成出任内史，相当于首都的市长。由于触动了权贵阶层的利益，众相诋毁之下，被迫受“髡钳”之刑，就是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宁成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就砸开刑具越狱，还伪造通行证潜逃回南阳老家。作为熟悉帝国政治的高阶官吏，他成功地等到“大赦天下”的机会，得到了自由。

在宁成看来，成功的人生非官即商，非贵即富。仕路不通他开始全力经商，靠借贷租赁了陂田千余顷，转手以更高的价格租赁给无地的贫民，数千家农户加入他的农庄。得到“大赦”之时，他已经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当他每次出行都以数十骑士相随，在南阳的权威已经超越了太守，把自己变成了南阳的瞷氏，甚至比瞷氏更加危险。

多年后汉武帝又想起了宁成，打算起用他为太守。遭到时任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反对，武帝改任宁成为函谷关都尉。这一职务再次把他的严酷名声传遍帝国。出入关的人不管是平民还是官吏，都说：“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酷吏的最终下场都不太好。窦太后认为郅都逼死临江王刘荣，最终找了个理由逼汉景帝杀了郅都。而另一个酷吏义纵看宁成不顺眼，任南阳太守时，“遂案宁氏，尽破碎其家。”像郅都打击瞷氏豪强一样，族灭宁成。

在司马迁看来，一方面，这些酷吏凶狠残暴，以酷刑峻法视无辜百姓生命如草芥。另一方面，他们沉重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封建秩序，维护了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虽惨酷，斯称其位”。但是，“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法令是政治的工具，而不是让政治清浊的根源。在这里，他提出了“道德”和“法治”辩证关系，并倾向于“德治”，对数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之道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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