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凤祚 与王锡阐 梅文鼎的 未了情缘

☆毕义星

薛凤祚(1599—1680)字仪甫,号寄斋,山东青州府益都县金岭镇(今淄博市临淄区金岭回族镇)人,明末清初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被后代学者誉为“西学先贤、历算大家”。他出身于“青齐一带,号称望族”的书香家庭,祖父薛冈,明万历元年(1573)举人。父亲薛近洙,字道传,号孔泉,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进士,官中书舍人,敕授征仪郎,“为人沈静有大度”,因愤于宦官魏忠贤当权,称病辞官回乡,专门从事经学方面的研究与著述,有《经学纂要》《大学衍义补》等著作留世。薛凤祚少承家学,中秀才,明熹宗天启年间游学于河北保定府定兴县,受业于理学大师孙奇逢和鹿善继,学习“陆王”之学,后跟魏文魁学习中国历算,继而又就教于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复去南京投师波兰天文名士穆尼阁和德国教士汤若望。他刻苦学习,严谨治学,集众师之长,尽得西方历学之精要,终于成为学贯中西,以历算知名海内外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严格地说,他系一介布衣,而其著作却有4部收入《四库全书》,7部被《清史稿·艺文志》著录,被清代皇帝御赐为“文献明家”。

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都是我国明末或清初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他们三人系同一时代之人。按照出生年,薛凤祚(1600—1680)在先,王锡阐(1628—1682)在后,梅文鼎(1633—1721)在最后。薛、王、梅三人前后相差30多岁,但他们所处的时代正值西法大量传入中国和明、清换代更替两件大事,时代造就人才,时代使他们担当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先进角色,使他们从中国传统儒学经典转向研究刚传入中国的西学,为我国的历法和数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此,内蒙古师范大学李迪教授在《梅文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中这样评价:“在西方天文历算传入中国问题上,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个很大的震动,特别是这3个人(指薛凤祚、王锡阐和梅文鼎)更是首当其冲。首先是西方历算传入中国后,人们发现与中国传统历算相比确实有很多优越性,需要使中国人能接受和懂得,要做的是‘会通’工作。薛凤祚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把译著称为《历学会通》就反映出他的思想,而王锡阐深入研究了中西两种历法,给会通中西铺平了道路。因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知道怎样会通。他自创新法解释相关问题,试图用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术语建立一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太阳系模型,比薛凤祚进了一大步。梅文鼎则用中国传统的勾股等思想驾驭欧氏几何,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会通,他认为中西共戴一天,认识的对象是同一个,尽管中西认识上有差别,可以沟通,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会通中西问题。”

命运有时也会作弄人的。说来有趣,在他们生前,王锡阐和梅文鼎都非常仰慕薛凤祚的才学,都曾经与薛凤祚“鸿雁传书”,但都由于种种原因却遭遇了“泥牛入海无消息”的结局,更不用说亲见聊叙了。

王锡阐与薛凤祚

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江苏省苏州府吴江县震泽(今苏州市吴江市震泽镇)人,比薛凤祚小28岁。其历法和数学方面的主要研究著述是《五星行度解》《晓庵新法》《圆解》等。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广说篇》中曾盛赞王锡阐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梅文鼎则称赞薛凤祚和王锡阐为“南王北薛”,“近代如中西历法而有特解者,南则王寅旭(锡阐),北则薛仪甫(凤祚),特当为之表率。”

康熙初年,清王朝扫除一切抗清势力,一统天下,政局稳定。王锡阐的几位朋友因编撰《明史记》《明史》等先后罹祸。王锡阐更加谨慎,只能闭门潜心研究天算。而且,不久就完成了《历法》6篇,即《晓庵新法》。在此期间,王锡阐开始与薛凤祚通信。据李迪教授所著《梅文鼎评传》介绍:康熙七年(1668)8月,当时著名学者顾炎武向王锡阐引介了薛凤祚,说薛凤祚在天文历算方面颇有造诣,王锡阐立即给薛凤祚写了一封信:自己“生无他嗜,惟于历象之学究心多年,然而僻在江表,既少书器,又无师授,是以志弥苦而术弥疏,岁弥深而惑弥甚,苟得先生为之析疑妄”。

王锡阐以“以疑数端,请正高明”为由,及预测“今冬十月望月食,来年四月朔日食”等问题,欲与薛凤祚互相研究切磋。可是非常遗憾,王锡阐给薛凤祚去信后,并未收到薛凤祚的回答。因为此时薛凤祚先在家乡金岭镇“隐居著述”,后应河道总督王光裕之聘作幕僚,参与治理黄河和运河的水务,每日忙于水利工地的奔波,没有顾上给王锡阐回信。更为遗憾的是,之后几年一直没有联系。而王锡阐则累于疾病,加之朋友相继去世,家庭遭遇不幸,生活日益贫困。康熙二十一年(1682)10月18日,55岁的王锡阐在病中赍志而殁。他与薛凤祚终生从未谋面。

梅文鼎与薛凤祚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今安徽宣城市)人,比薛凤祚小33岁。一声博览群书,潜心治学60余年,著有《历学疑问》《古今历法通考》《勿庵历算书目》《方程论》《笔算》《筹算》《度算释例》等80余种,被誉为清代“历算第一名家”和“开山之祖”,世界科技史界称为与英国牛顿和日本关孝齐名的“三大世界科学巨擘”。

梅文鼎早年并不知道薛凤祚。康熙十四年(1675)他到南京参加乡试,因“总为奇书恋”之故,自此他在南京长住了5年。在这期间,他从南京朋友马德称(字儒继,回族人)口中才知道有个与自己思想和志趣相同的薛凤祚,并与波兰传教士穆尼阁学习历算,而且从朋友顾昭处借到了薛凤祚的《天步真原》和《天学会通》两部译著。梅文鼎本想去拜望薛凤祚,而薛凤祚这时早已返回山东老家金岭镇。“惺惺惜惺惺”,文人并未相轻,而是赞赏有加。梅文鼎立即为薛的两部译著做了“订注”。所作订注既充分肯定了薛凤祚致力历算的作为,也高度评价了著作的价值。正是这一次南京之行,梅文鼎得到了薛凤祚的“全书”,占有了充分的资料。此后,他深入研究对数,著有《比例数解》4卷等多部论述。

梅文鼎十分崇拜薛凤祚其人和仰慕其才学。康熙十九年(1680),他托好友汪灿给薛凤祚捎去一信讨教学问,但这时薛凤祚在躺在病床上,病势沉重,奄奄一息,不久辄离开人世,也就不能给梅回信了。对此事,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中有明确记述,“……以上二书,向从金陵老友顾文学于弢〔昭〕借抄,续遇颍州刘行人子端〔淑因〕慨然欲校刻青州遗书,约鼎为之,是正以事不果。承东藩梁鹤江先生〔世勋〕惠寄薛氏全书,则气化迁流诸卷俱已续刊矣。穆先生久居白门,吾友六合汤圣弘〔濩〕与之善,言其喜与人言历,而不强人入教,君子人也。仪甫初从魏玉山〔文魁〕,主张旧法,后复折节穆公,受新西法,尽传其术,亦未尝入耶稣会中。当其刻书南都,鼎方株守穷山,不相闻知。岁乙卯(1675)晤马德称诸君,始知之,则其归已久。至庚申(1680),汪发若先生〔灿〕作宰缁(淄)川,托致一书,而薛先生方病革,遂未奉其回示。甚矣,僻处之难为学,而深自悔其因循也。”又有梅文鼎《绩学堂文钞(卷一)·复锡山秦二南书》记述:“某向者有志于此(指历学),而请益无从。又山居株守,闻见固陋。若薛仪甫锓版白下(指1675年薛凤祚南京刻书),王寅旭近在吴江,皆同时之人,而不闻相知。及续遗编,常用为恨。”

由此可知,在与薛凤祚通信联系这件事上,梅文鼎与王锡阐的结局何其相似乃尔——都给薛凤祚去过一封“不能回答的信”,皆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康熙十九年(1680),这一年正是薛凤祚去世的时间。时值48岁、仍客居南京的梅文鼎得知薛凤祚去世的消息后,立即赋诗四首《寄怀青州薛仪甫先生》(见《梅文鼎〈绩学堂诗钞〉卷二》以抒怀念与哀悼。是年入冬,梅文鼎由南京返回安徽宣城老家。

《寄怀青州薛仪甫先生》(四首),诗云:

其一:圣教日以远,六艺同榛芜。今惟九数存,斯民日用需。流俗溺占毕,实学翻为迂。岂知参与两,恒为万事枢。仰俯钦至教,礼乐生苞符。所以古人言,三才通为儒。自非精探索,何以药虚无。君子任名教,而无章句拘。著撰极高深,事理兼陈敷。当世有同方,千里良非孤。引领青齐间,渺渺瞻长途。

其二:大地一黍米,包举至圆中。积候成精测,宁殊西与东。三角御弧度,八线量虚空。窃观欧罗言,度数为专功。思之废寝食,奥义心神通。简平及浑盖,臆制亦能工。唯恨栖深山,奇书实罕逢。我欲往从之,所学殊难同。讵忍弃儒先,翻然西说攻。或欲暂学历,论交患不忠。立身天地内,谁能异初终。晚始得君书,昭昭如发蒙。曾不事耶苏,而能彼术穷。乃知问郯者,不坠古人风。安得相追随,面命开其矇。

其三:西历译先代,傍通称十事。爰及杀青时,未见彰斯义。将毋见广传,私之以为秘。乃若兵家谋,亦复资巧思。我读守圉书,重下徐公泪。神威及旷远,良哉攻守器。当时卒用公,封疆岂轻弃。执辔果何人,历险失骐骥。国论归党同,嘉谟阻深忌。会通及师学,要眇益人智。法制殊不悉,知君有深意。趵突自重渊,妙理参天地。运转如督任,征奇于焉至。用兹为灌溉,农亩将蒙利。何以不尽言,悠然穷拟议。愿君发藏笈,慷慨怜同志。临风实跂予,莫惜微言寄。

其四:通考述占验,未及历家言。亦有续文献,缺略不足存。邢公考律历,将抉授时蕃。古法语不详,安能探本根。岂知法沿革,踵事有渊源。西术肇九执,札马显前元。回历自洪武,凌犯实专门。分科兼肄习,年年陈至尊。利氏术加密,转为疑者喧。以兹重发愤,搜罗不惮烦。中西数十家,一一为讨论。一叶泛长河,乃欲穷昆仑。问途岂不遥,赖君为张骞。合并果何时,悠悠劳梦魂。

诗作字里行间,对薛凤祚的无限推崇与拳拳感怀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无不慨之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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