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农业40年—— 一部商品粮基地的变革史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高台农民、农业、农村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革。

农技人员在地头

交公粮

本报记者何成军 /文张鑑道/图

2017年，高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667元，是1978年182元的69倍；农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42.61亿元，是1988年4775万元的89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1988年的496元增加到2017年的10379元，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21倍。

摩托车、手机、彩电、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在高台农村逐步普及，汽车、家用电脑等现代化消费品拥有量不断扩大。购房和买车等十万元级以上消费正在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

由吃不饱穿不暖到追求生活质量，变化在继续，经历了40年的农业辉煌期，高台的农民、农业、农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革，“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农业农村发展的方向在哪里，高台县能否解答好这些来自耕地的新问题？

老支书记忆中的那些数字

1964年，亩产最多300斤；1965年，最高亩产出现818斤； 1973年，带田亩产达2000斤；之后，“吨粮田”成为常态……

74岁的老人武开绪将这些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数字记得如此清晰！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年。作为全国“吨粮田”的先进典型，武开绪被选为全国党代表赴京参会，也是那一年，他是高台县唯一见过毛主席的人，“那一年，我选了毛主席当主席！”

1945年出生的武开绪，勤劳朴实，19岁就成了高台县合黎公社五二大队第四生产队的队长，在他上任的1964年之前，全队205亩耕地最高亩产从来没有超过300斤。两年后，县农技站技术员孙之美下派五二大队，创造性地实践了“玉米田里套种小麦”的种植模式，并在当年，就把四队的亩产提升到1060斤。从此，“带田”模式遐迩闻名，相继模仿。这种耕种模式一直被西北地区延续至21世纪。

1982年的责任制，1983年的大包干，五二大队改为五二村，武开绪带着全村一起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99年全国农村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武开绪已卸任许久。作为庄稼人，他明白：将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不变，农民是高兴的。

但围绕土地的改革从未间断，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开始；2005年，城乡统筹，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2017年，土地细碎化整理……

武开绪说，自己当支书的时候，农民就是农民，种地只为填饱肚子；农民也只是农民，忙碌着春种，紧张着夏管，盼望着秋收，谨慎着冬藏……

三桥村的40年蔬菜史

巷道镇三桥村，离高台县城最近的村子之一。地理上的优势让这里的村民心思变得很活泛。在村民的记忆里，祖辈就有种菜的传统。

关于三桥村的种菜史，杨玉国的记忆来自于父辈的转述。离城近，但耕地少，人均1.5亩的土地养活不了一家人。杨玉国的祖辈们就种点小菜，一根扁担两只筐，挑到县城的农贸市场，能卖点钱最好，卖不了钱也可以换点米面粮油维持生活。

杨玉国到了能下地种菜的年纪时，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了，生产队里集体种菜集体卖，卖来的钱集体花。社员们眼里能瞅见的就只有生产队长手里的工分表。

同样是老支书，田开元的31年村干部生涯却一直和蔬菜打着交道。1976年，已经是三桥大队副队长的田开元，随着县里组织的考察学习团赴兰州观摩学习，看了安宁的林果，也看了雁滩的蔬菜。

1982年大包干，唤醒了土地也唤醒了干劲。三桥村开始大规模种菜，黄瓜、西红柿、辣椒源源不断地供上城里人的餐桌。塑料小拱棚、塑料大棚及土温室，村民们主动引进了能增收的技术。

1985年，在小拱棚的帮助下，杨玉国1亩的西瓜卖出了1500元的天价。靠着这亩西瓜，23岁的杨玉国娶了媳妇成了家。

到1988年，在田开元的带领下，再加上政府的扶持政策，三桥村发展了146座温室，一座温室能产出3000元，轰动了全县；1992年之后，村民的自发性让三桥村的日光温室开始遍地开花，到2003年全村已有610座温室，户均2座。

饱和了数量，村民们又在质量上下功夫，开始了温室的技术改造，最多的被翻建了三遍。（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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