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农民工”称谓真有那么重要吗？

黎青 作

□然 玉

针对有人大代表提出的“政府倡导各方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让业者有尊严”这一建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近日予以答复：“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标中央主要媒体报道，济南市虽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但也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9月22日澎湃新闻）

“农民工”这一概念，是特定时期的历史创造，时至今日其依旧有着鲜活的时代内涵。作为一个民间自发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说法，“农民工”因其凝练的概括性、描述的准确性以及广泛的认受性广为流传，并被政府文件、公共法规的正式行文所吸收。这也说明，“农民工”实则更多的还是一个中性称谓，而并没有明显的负面色彩。

当然，深圳这名人大代表的建议，也是有缘由的。按照他的理解，“农民工”之说是属于歧视性语言。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农民工”表述，至少是不够体面、不够尊重、不够有面儿的。以往“农民工”人数众多、供给充分，这一“隐含的偏见”尚且不显刺眼。而近些年来，农民工越来越少、越来越老，同时收入和地位越来越高，继续以老眼光看人，或许真的不合时宜了。

一个基本的规律是，随着某个行业人群在产业链中的位阶提升，都必然会带来相应的修辞学进化。在“工人”这一大集合下，后续衍生出“上班族”“白领”“蓝领”“工薪族”“职员”等一系列颇为讲究的“子概念”。同理，作为一类特殊的工人，农民工也完全应该有时新的、得体的主体表述。

叫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叫什么又极其重要。近些年来，农民工职业待遇、薪酬保障等不断提升，这些肉眼可见的进步，远比“农民工”等名头重要得多；但诚如“需求层次理论”所揭示的，在实现了温饱、安全等基本需求之后，个体必然会转而寻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阶需求。就此而言，给“农民工”群体重新设计一个价值系统、标识系统，又显得至关重要。

这不只是一个“虚名”的问题，而是体现着现代社会对于劳动的认同与敬意，关系着这一基础行业能否成为有竞争力的就业选项、能否吸引更多年轻人愿意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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