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鱼台大米 张成群

1964年我出生在鱼台，正值稻改元年，自然没有稻改的记忆。打我记事起，就没挨过饿，主食就是鱼台大米。

1972年，我在村小学里读一年级，当时读书是不那么重要的，每年种收水稻，学校都要放三周的农忙假。一放假，我和小伙伴们就像出笼的鸟儿，奔向田间地头，穿一条小裤衩，晒得全身黑里透亮。给大人送水、送饭，帮大人拔秧、运秧、步秧，挣工分，分口粮。有时候跟着大几岁的小伙伴，在沟渠里捞鱼摸虾，还能分上几斤小鱼，晚上炖鱼贴米面锅饼，绝不亚于老鳖靠河沿了。当年分口粮就是按工分的多少来计算的，工分高，自然就分的口粮多，可见工分的重要。

水稻收割完，生产队将稻草按工分的多少分到各家各户，都是很金贵地用生产队里地排车拉回家，在自家门口晾晒干，跺好，留待冬闲织草包换零花钱。我们全家上阵，多的时候一天能织八九十个稻草包，父母轮流织，我和姐姐负责用手搓稻草绳子。姐姐搓得快，我搓一个包的绳，她能搓两个包的，姐弟俩小手磨得通红，手心都快磨破了。

最快乐幸福的时候，是跟父亲用生产队里借的地排车，将稻草包拉到现在老街西头的县供销社防汛物资收购站。每次卖完包，父亲总是很大方地抽出一张票，给我和姐姐买足一个月的铅笔、本子、连环画册。有时运气好，还能吃上鱼台县城里独一家的，谷亭十八间屋东，供销社饭店卖的煎包油条。

每年生产队组织人员，将水稻插上秧之后，就将管理稻田的责任，按每户人口的多少分到各家。我家固定地分到了现在谷亭街道李更卜村后一块近八亩的地块，一分就是七八年。化肥由生产队里提供，每户的任务就是按时给水稻放水、施肥、拔草、晾干。等到水稻成熟了，队长领着群众代表，依据水稻长势，地里杂草的多少，收成的高低等指标评分。

父亲责任心强，勤劳能干，年年都能评上最高分。只要不上学，父亲就带我和姐姐，背上水壶和干粮去拔草。一般中午是不回家的，在地头的大柳树下，吃点干粮凑合一下就是了。那时，我和水稻差不多高，低头拔草，小脸被水稻刺得红一块、紫一块。作为农家的孩子，我很早就学会了识别稻稗子草。

这草和水稻，被形象地称为孪生兄弟，许多人很难区分开。它们长的差不多，稻稗子草时时刻刻争稻苗的养分、地盘，是地地道道的害草，而生命力之强，远远超过稻苗，极难清除干净。我在十米之外，只要往稻田中一瞥，就能认出混在苗里的稻稗草，那功夫，不是一天练成的，至今，我还引以为自豪。

1980年，我初中毕业考取了鱼台一中，虽然回家次数少了，但每个周末回家都要帮父母管理稻田。1982年，鱼台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到了六亩半责任田。乍一分田到户，农机具奇缺，父亲赶了几次鱼城会，我家出大头，四叔家出小头，才与叔叔家合伙购置了一辆地排车。这是我家第一辆私家车，产权还有叔叔家的三分之一。有了自家的地排车，运稻草、送肥、拉稻子、卖草包、打米、打面就方便多了。

父亲买了一些水稻种植的书，精选优良品种，科学种植，适时施肥，精心管理，学中干，干中学，年年都有好收成，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田能手。水稻什么时候施肥、晾干、打药、除草、拔节、抽穗，我这个高中生也说得头头是道。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告别了大锅饭，欣喜地向往着未来美好的生活。

高中毕业，我考取了医学院校，大学4年，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朝夕相处中，我最自豪的就是我们的鱼台大米。当然，我们在校吃到的不一定是鱼台大米。那时候吃饭凭粮票，来自泰安、济宁邹城山区的同学，常拿他们从家乡带来的煎饼换我的大米饭票。我吃惯了鱼台大米，正嫌外地的大米难吃，也乐于交换，每年我都能吃几个月的煎饼作为补充。特别是每晚从图书馆回到宿舍，吃块煎饼也算是夜宵了。

大学毕业那年，我给室友每人赠送了10公斤我家责任田里出产的鱼台大米。至今同学相见，还有同学提起当年的大米，粒大均匀，晶莹透亮，气味清香。标志性品牌的鱼台大米，更是成了鱼台人的骄傲。苗青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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