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长安

电影《妖猫传》中，黄轩扮演的“白乐天”性格桀骜不羁，行为举止近乎神经质，这与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大诗人白居易稍有出入。而银幕上的他脑子里充满了孩子气的浪漫幻想，宛若“痴人”，又那么契合大唐的时代气质。“白乐天”为了写诗，甘愿做一个观察皇帝日常起居的闲官起居郎，无论为官还是辞官，皆随性而为，甚至爱上了自己诗歌中的人物。

故事当然只是故事，却又莫名在理。在才华横溢的唐诗之林中，一生创作颇丰的白居易并未夺冠，但因稳健的产量和朴素的文风而摘得人气之王。他或许不够幸运，比“李杜”晚生了半个多世纪，对于文学与人生，都并非理想的年代。文学的卷轴上已然有太多光彩耀人的名字，身为后辈难以企及，更难超越。生于时代的转折点，却不能像局外人一样，淡定地目送一个盛世的远去，而必须和它一起经历从华年走向暮岁的沧桑。

正是这些纠结与对立，这些百味杂陈，使他成为大唐的最佳代言人。白居易的大唐，美而苍凉。

生于乱世并没有让这个天资过人的少年颓废荒唐，为了追求文学理想，他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甚至由于太过刻苦学习而未老先衰。

天道酬勤，总有回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那些街知巷闻的诗句是艰难时世里顽强盛开的花朵，好友元稹为他的诗集《白氏长庆集》作序时写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唐朝若有“最受喜爱诗人奖”，非他莫属。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他的通俗易懂，来自文学主张，也是时局使然。他生活的年代，盛唐已成了背影，连年战乱摧毁了曾经的富足安逸，仓皇奔波中谁也无心去为诗文添加如汉赋一般的“华彩”。朴素自然，成了审美的主流，文字浅白，但诗意并不简单。他是政治上的小人物，却是文学革命的领袖，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让“卖炭翁”式的疾苦留在了文学史上。

相比之下，白居易的宦海沉浮便不足为道了。从江州司马到杭州刺史，总算衣食无忧，只是多少有些失望。晚年白居易笃信佛教，居于洛阳龙门香山一带，以“闲适”的生活表达“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在73岁时，却出资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依然不能放弃“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也并不惜金。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他全数布施于香山寺。

他依然是生活之美的热情记录者。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江州司马的青衫已褪下，而诗文一如昨日，散发如白莲一般的清新与孩子气，那是大唐专属的奢侈品。

龙门白园，是大唐风度的记忆载体。

今天的龙门游人多扎堆于卢舍那大佛身边，却不知当日的香山居士享有与其对视的最佳角度。他在伊河对岸。

从龙门桥过伊河，左侧即是白园的大门。进门直行，但见峰回路转，林木森森，山泉叮咚，池水清碧。拾级而上，山腰有亭，名曰“听伊”，是白居易晚年与好友元稹、刘禹锡等人对弈、饮酒、品茗、论诗之处。他曾在《闲居自题》诗里说，“门前常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年轻时被讥讽“长安居大不易”，到老了，他却找到了世间最理想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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