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天》，装载社会现实问题的青春片

上周末上映的电影《过春天》打上了青春片的标记，这不免让人想起自 2013 年赵薇导演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来中国电影行业的青春片浪潮。不过，放在青春片的维度上，《过春天》却与《致青春》完全不同。

《过春天》的主角刘子佩身份特殊。她的母亲是深圳人，父亲是香港人。两人在 1990 年代相识，并有了女儿。离异之后，刘子佩随母亲回深圳生活，但由于身为香港身份，因此选择在香港就读。每天，她都需要自罗湖关口往来于深圳和香港两地。一次过关，她结识了将 iPhone 从税金较低的香港倒卖到深圳的水客，并开始了自己的带货生活。

在中国电影的传统中，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被处理为一个深重的社会题材。如果延续《我不是药神》中探讨疾病以及假药的剧作方式，《过春天》原本可以借由刘子佩的视角，展开更多关于近年来大陆和香港在不断靠近过程中，因磨合而产生的龃龉。

在导演白雪的处理下，《过春天》的视角牢牢定位在了刘子佩身上。电影所有的情节，都与她的个人生活相关。社会问题在其中若隐若现，成为刘子佩生活的背景，但却又不会因此弱化人物本身，使之成为探讨社会问题的一种媒介。

在这个意义上，《过春天》倒不如说就是一个关于 16 岁女孩的故事。它遵循传统的以人物为主角的电影的创作方式，展现个体在不断变动的生活中的选择和行动。这也是它和《致青春》这样的传统青春片最大的不同。

在青春片最火热的 2013 - 2016 年，《致青春》、《同桌的你》、《匆匆那年》和《左耳》等一系列电影出现。他们所遵循的故事模式，其实来自于 2005 年前后风靡的青春小说。郭敬明、饶雪漫等作者创造出了疼痛青春的概念，为成长于物质相对富足，但却囿于严苛的教育体制的青少年提供了发泄荷尔蒙的出口。

而由于电影市场相对于青春小说的滞后性，为了争取这些已经长大的观众，怀旧又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元素添加其中。最终创造出来的所谓的青春片，正是疼痛与怀旧这两种情绪的杂糅。

贩卖情绪的电影永远是一种快消品。它提供了最直接的官能刺激，却也因此更容易遭到审美疲劳的挑战。当观众一次又一次在电影院中看到同样的故事套路，并感受到同样的情绪刺激，他们的感受阈值也会随之提高。这也就使得青春片在 2016 年及其之后遭遇了大幅的票房滑坡。

反过来，如果将青春片视为讲述青少年故事的电影，那么这个电影类型并非没有其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近几年这类电影的发展方向。

去年年底，曹保平执导的电影《狗十三》就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女孩在传统中国家庭中的成长困境；更早前的《八月》用的是一个男孩的成长故事，来描绘 1990 年代下岗潮中逐渐解体的厂院体制。《过春天》的出现也正是这样一种发展方向的延续。

随着个人的成长故事代替虚无缥缈的疼痛怀旧情绪，中国的青春片拥有了更为扎实的故事基底，以及附加于其上的社会背景讨论空间。在这基础之上，青春片这个电影类型也终于在中国的语境中找到了它的相关性和精神内核。

制图 / 郑舒雅

题图 / 《过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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