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硝烟的纳粹追逐战

□新时报记者

江丹小说《朗读者》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知道纳粹的屠杀暴行，都知道纽伦堡审判，但我们可能并不知道“纳粹猎人”这一群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在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向纳粹发起军事审判，并对10名纳粹高官行刑。还有更多在二战中施以暴行的纳粹要人却躲过了审判和惩罚，但他们却没有甩掉另一股力量的追捕。

这些追捕者被称为“纳粹猎人”，在国家已经对纳粹战犯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却依然坚持要将其绳之以法。他们说，这不是为了复仇，而是出于正义。

曾任美国《新闻周刊》驻波恩、华沙、柏林等记者站站长的安德鲁·纳戈尔斯基将这群人的故事写成《纳粹猎人》一书，讲述他们从复仇到寻求正义的心路历程，讲述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追逐纳粹分子的艰辛。

想忘记，不想忘记

1946年，一部名为《凶手就在我们中间》的电影在德国上映，引发了大量德国民众的共鸣。电影讲述的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苏珊·瓦尔纳回到她位于柏林废墟中的公寓，并遇到了已经住在那里的一位前德军军医汉斯·默滕斯。默滕斯碰到了一位前德军上尉。这个上尉已经是一名富商，而他在1942年的平安夜，曾下令屠杀一个波兰村庄的100位平民。默滕斯为战争中德军的暴行记忆所折磨，整日沉溺于酒精。

默滕斯决定私自执法，在1946年的平安夜杀掉那个上尉，却被瓦尔纳制止。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资格做出判决，于是决定提出控告，代表大屠杀受害者要求那些曾实施暴行的纳粹分子赎罪。

很多纳粹分子以忘记历史来逃避赎罪。安德鲁·纳戈尔斯基在《纳粹猎人》中写道：“战胜国不久之后基本放弃了审判战犯的努力，转而将注意力放在逐渐兴起的冷战上。”一些高级别战犯以自杀或者逃跑来躲避战后应受到的惩罚，“许多低级别的战犯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躲起来，他们很快就混进了数百万想在欧洲开启新生活的人群”。他们似乎成功摆脱了战争罪责，忘记过去所做的种种。

受害者却无法如此轻易地遗忘，另一些人也希望战争在带来伤害之后应该对其有所反思，而非只是快速地遗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一度兴起一种“见证”文学，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是其中重要的写作群体，他们讲述自己在纳粹集中营的遭遇，提醒国家、民族那段历史的存在。

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写的就是一名纳粹分子的赎罪故事，15岁的中学生米夏爱上36岁的汉娜。在一次不告而别之后，他们分离八年，再相见时，汉娜作为被告出现在审判纳粹战犯的法庭上。《朗读者》中写道：“如果我们只是在厌恶、羞耻和愧疚中沉默不语的话……我们的下一代该怎么办？该如何对待灭绝犹太人的恐怖历史？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沉默是最糟糕的妥协

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和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便是“纳粹猎人”，其中丈夫塞尔日的父辈，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纳粹迫害。贝亚特公开挑战禁忌，表达女权主义观点，遗憾的是，她的态度似乎并未被正确地接收到。在周围一些人眼里，她不过是一个拥有非传统观点、爱找麻烦的低级别员工而已。

“1966年的一起极其重要的事件引起了贝亚特的转变，”纳戈尔斯基写道，“在那一年，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成为西德总理，而他从1933年起就是纳粹党成员，并且在战争期间还曾担任德国外交部广播局副局长，负责纳粹的政治宣传工作。基辛格在为自己辩护时说，他很早就对纳粹理论幻想破灭，甚至曾经因为持有反对意见而遭到指控。”

可基辛格的自我辩护并没有平息一些人的抗议，当时的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就说：“如果一个前纳粹分子能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就意味着，从现在起，一个人当过纳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已经在法国生活的贝亚特则在政治立场鲜明的报纸上撰写系列文章，她写道：“作为一个德国人，我对基辛格升任总理深感遗憾。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曾经用‘平庸之恶’这个词来谈论艾希曼，而对我来说，基辛格代表的是‘显贵之恶’。”

贝亚特的言论让她失去了工作，却得到了丈夫塞尔日的支持。塞尔日对贝亚特说：“你是战后法国第一个就一个纳粹分子讲实话的女性。就此沉默将是最糟糕的妥协。”

塞尔日从东德内政部的档案中找到了基辛格作为前纳粹分子的一些关键资料，并依此编写了一本揭露基辛格纳粹经历的书，“这本书突出强调了基辛格协调纳粹宣传攻势的作用”。

在基辛格的一次演讲中，贝亚特用婚前名成功申请到一张门票。在满满一屋子的议员面前，声嘶力

竭地喊道：“基辛格，你个纳粹，辞职！”第二天，她挥舞拳头以及随后被警卫制服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

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为了让基辛格名誉扫地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让“纳粹猎人”的行动成为国际新闻的头条。

反思正义

生于1948年的苏罗夫被称作

“最后的纳粹猎人”，他追逐纳粹分子的征程总是十分高调。比如他对毛特豪森集中营医生阿里伯特·海姆的寻找，直到2008年夏天，他还公开前往智利和阿根廷“寻找阿里伯特·海姆”。尽管关于海姆已经于1992年死于开罗的消息传来，苏罗夫还是坚持认为，“只要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海姆已经死亡，这件事就仍然没有结束”。

苏罗夫还发起了名为“最后机会行动”的新运动。“2013年，在他的安排下，德国主要城市都张贴了印有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照片的海报，海报上还用醒目的大字写道：‘晚了，但还不算太晚。’”它们呼吁人们提供信息，举报任何可能参与过纳粹罪行并且仍然在世的人。”《纳粹猎人》中介绍了这个运动。

苏罗夫这些高调的行动也为他招来一些非议，甚至批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柏林办事处主任戴德丽·贝格尔就对“最后机会行动”的价值表示怀疑：“的确，在幸存者过着悲惨生活的同时，有些前纳粹分子却过着平静的生活。这种不公令人震惊且让人愤怒。可问题在于，当一个群体感到自己被针对的时候，逆反效应常常就会出现，例如这样一场运动就会产生这种效果。”

还有声音质疑一些纳粹猎人夸大了自己的行动价值：“似乎在纳粹战犯的战后命运方面，世界只打算接受一个说法，即这些罪犯被自封的‘纳粹猎人’追踪，而美国情报机构主要对伸张正义的努力进行阻挠。事实上，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

纳粹猎人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内讧，对彼此的行动表示不满。苏罗夫就曾抱怨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对自己的评价非常难听，“就好像我是在起居室里追捕纳粹一样”，而他则批评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停止了追捕纳粹的工作。

但在《纳粹猎人》的作者纳戈尔斯基看来，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在“结束大部分激烈且通常十分危险的斗争后，已经做出反思”。比如塞尔日已经意识到，“正义其实没有什么用，它无法让遇难者复活。因此，它具有的始终是象征性意义。我们相信，在人类历史上，正义首次真正得到了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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