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恩斯：过去的岁月， 似乎常常像那头小猪

“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真能办到吗？当我还在读医学院时，期末舞会上有些恶搞者把一头涂满油脂的小猪放进了舞厅。小猪在人们两腿间钻来钻去，以免被逮住，还发出厉声尖叫。大家扑过去想抓住它，结果反而跌了个跟头，弄得狼狈不堪。过去的岁月，似乎常常像那头小猪。”

巴恩斯从出道第一部作品《福楼拜的鹦鹉》开始，就在关注、描述、试图去把握和理解那头猪——无论是爱情、死亡、老年、婚姻，即便有关个人生存的话题，最终都会让人联想到关于历史与记忆的“那头小猪”。

巴恩斯何许人也？他与马丁·艾米斯，上一期读书会推介的麦克尤恩，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巴恩斯的成名作《福楼拜的鹦鹉》，像是散文、游记，甚至有点福尔摩斯的味道，说它是小说，似乎又缺少点什么，难怪当年远在大洋彼岸的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撰文批评这位后起之秀，“小说何为？在《福楼拜的鹦鹉》里，开头在哪里？故事在哪里？结尾又在哪里？”

小说一开始并没有时间地点和事由的交代，读者只是跟随叙事者随性、飘荡、优容的眼眸的晃动，感受一场有关真相的思维启迪之旅。

叙事者凝望福楼拜雕塑，散漫而悠闲，并自然而然生发出一些感想。“图像，面孔，签名；含铜量93%的雕像，以及纳达尔拍的照片；碎布和剪下的一绺头发。是什么让我们对名人遗物充满欲望？是因为我们对语言不够笃信？难道我们认为在人生的遗留品中，藏着有助益的真相？”

这其中就隐含了作者今后几十年持之以恒追问的关键词。遗物、欲望、语言、真相。不像大多数作家在跋涉中寻找，在动荡中平衡，在反复的失落中坚定信念，《福楼拜的鹦鹉》像是作家一生写作生涯的开篇宣言，他早已洞悉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此后持续几十年不同篇幅和题材的作品都针对同一个哲学问题进行拷问。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去世时，他那个有经营头脑的苏格兰保姆就开始悄悄出售头发，并声称这是四十年前从作家的头上剪下来的。那些相信此说的人，那些四处求购的人，他们买到的头发已经足够填充一个沙发。”——这是对于那些渴望真相的人们的戏谑和嘲讽。

“午饭后，我去博物馆看了一部关于登陆的电影，然后驱车十公里去巴约，参观九个世纪之前另一次跨海峡入侵的遗迹。玛蒂尔达王后的挂毯就像一部横着铺开的电影，每帧画面都连接在一起。这两起事件看上去都同样奇怪：一个已经过去太久，因而不真实；另一个太让人熟悉，也觉得不真实。”——这就是我们对于真相的困惑。

“我为自己喜用譬喻而感到苦恼，确实用得太多了。我被比较吞噬了，就像咬人的虱子，我终日要做的，就是捏死它们。”对福楼拜而言，语言是一件易事；但他仍然看到了语言潜在的不足。想想他在《包法利夫人》中那个悲观的定义：“语言就像一面破锣，我们在上面敲打出曲调，让熊跟着起舞，然而一直以来我们所渴望的，却是去感动星辰。”——语言往往是无力而扭曲的，而我们正是通过语言来编制记忆和所谓真相的。

“我向这个女看门人提出了鹦鹉真实性的问题。当然，她站在自己鹦鹉这一边，自信满满地否认了主宫医院的说法。我怀疑是否真的有人知道答案。我怀疑这对其他人是否有意义，除了我，因为我已先入为主地认定第一只鹦鹉更为重要了。”——每个人都有自己主观编制的真相。

《福楼拜的鹦鹉》让人联想到“薛定谔的猫”，从非线性叙述的文体，到对于鹦鹉真实性的追索，都体现了不确定性——现代性理论最重要的特征。曾经牢不可破的因果关系、秩序等等都变得虚无缥缈，真实与虚构的鲜明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绝对性冰消雪融，一切都在相对性中变得无可不无可了。

历史到底有没有真相？

巴恩斯的小说《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里边谈诺亚方舟，他把自己变成一个白蚁，躲到木头里面专门吃木头，藏到诺亚方舟里面去了。他不断地对历史提问，处处都渗透着他对叙述、对记忆、对官方的怀疑，人类历史的种种虚构和被虚构的过程却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十又二分之一章”中，讨论着“爱”的主题的叙述者说：“我们编造出故事来掩盖我们不知道或者不能接受的事实；我们保留一些事情真相，围绕这些事实编织新的故事。我们的恐慌和痛苦只有靠安慰性的编造功夫缓解；我们称之为历史。”

获奖小说《终结的意义》延续了巴恩斯对历史和记忆的审视和拷问，或者说是历史与记忆的不可靠性。“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我们可以说，巴恩斯几十年来都在试图回答英国史学家E.H.卡尔提出来的问题：历史是什么？巴恩斯的回答是：虚构、歪曲、掩饰，这才是人类历史的主题。

在2008年出版的随笔集《没有什么好怕的》中，巴恩斯声称，“身份就是记忆，记忆就是身份。”记忆关乎个体身份建构，也关乎历史的书写。然而，遗憾的是，记忆总是不尽如人意。人们不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失去记忆，甚至还会主动地对记忆进行“审查”，筛选出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摒弃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因此，无论在生命中的哪一个阶段，我们的记忆都经常会是模糊的、矛盾的，甚至是缺席的。

在《终结的意义》中，巴恩斯发出了如下感慨：“我们把简单的假设视为事实，不是吗？比如，记忆就是事件加时间。但事实要复杂得多。是谁说过记忆就是我们以为自己忘掉的那些内容？显然，我们应该明白，时间不是粘合剂，它是溶剂。”记忆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伎俩，它部分地充当了困苦生活中一剂舒缓剂的作用。

如果说萨特《恶心》、加缪的《局外人》是其存在主义哲学的小说化诠释的话，巴恩斯与语言哲学、现象学和新历史主义分享对于记忆和历史的哲学认知，都可以归结到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之下。巴恩斯的哲学观念显然波及他对文学的基本定义。在2005年第57期《巴黎评论》上，被记者问到“什么是文学”时，巴恩斯答“最简短的回答是，文学是讲述真相的最佳办法”。

巴恩斯毕业于牛津大学，其间换过专业，读过语言学，也读过哲学、政治学。他并不认为这对他文体交融式的写作有直接影响，但显然，巴恩斯是一个具有英伦绅士风范的学者型作家，智慧、渊博、思辨性强、发人深省。   凌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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