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人心莫成“道学冬烘”

■ 刘振

最近，网络上兴起一股对影视作品、经典文学进行“三观审查”的风气。一些自认“三观正确、道德高尚”的键盘侠，对那些曾经令人耳目一新、感动不已的虚构人物展开了“道德批判”。在他们看来，一部作品的故事好不好看、人物真不真实、人性深不深刻都可以不论，但一旦违背了“正确”的道德伦理，便该被打倒在地。

那些勇于追求个性自由和真正爱情的人物都成了“三观不正”的反面典型：《泰坦尼克号》里，露丝抛弃未婚夫和穷小子私奔；《流星花园》里，杉菜脚踏两只船；《甜蜜蜜》里，男主角已有婚约却爱上别人。甚至一些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也 “躺着中枪”：安娜·卡列尼娜“不守妇道”；《局外人》中的默索尔连母亲去世都无动于衷，违背人伦；更别说《包法利夫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了，简直就是“诲淫诲盗”。

据说人类文明是不断进步的，一方面制定规范以维护公共秩序，另一方面提倡人性解放与自由。可以说，个人与社会、爱情与背叛、自由与规范之间的矛盾永远存在，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很多经典作品正是从人的多样性、异质性出发，探究人存在的各种可能，追问人的本性与内在价值，探讨人与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福楼拜对包法利夫人不是道德批判而是寄予理解同情；加缪笔下的人物看似悖逆现实伦理，却折射了现代人的内在困境。文学中的此类经典人物比比皆是，他们之所以触动读者内心，并不因其是世俗道德的典范，恰恰相反，作为世俗道德的叛逆者，他们更具丰富性与多义性，其复杂微妙更能深入人性幽微之处。文学从传统走到现代，参与社会思潮，影响社会人心，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对人的新发现、新认知。

但现在，这些真诚而深入的探索、对人的存在的重新思考，被放在“三观戒尺”下粗暴评判、统统“反转”。当然，人性解放的理论在现实中可能带来自由泛滥、娱乐至上，但对自由的真诚追求与未经思考的廉价放任绝不是一回事。恰在这一点上，那些手握“三观戒尺”的人，只看其表而无法深入内里，就不由分说横扫一大片，似乎文艺无比纯洁才叫“三观正确”。其实，只有所谓的三观不合，没有绝对的三观不正，文艺作品的好处正是让人们发现不一样的生活，拓展自己的生命感受。如果用所谓的“三观正确”去剪裁每一部作品，一旦遇到与己不同的观念就大加讨伐，那么亲近文学的意义在哪里，又怎么去探索广阔的世界与复杂的人心？如果都像卫道士一样严格遵守礼法，文艺恐怕早不是百花齐放而是兀自凋零了。

文艺要引导人心，但这种引导绝不是肤浅的说教和单薄的套路，而是首先要认识人心，以文艺的独特方式提出问题，在对人物和事件的深刻描述中自然而然地表达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这种引导也不是试图“大一统”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而是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在尊重真实的基础上理解每个人的生存困境，引导人去思考、选择，而不是以既定的道德观来抹杀一切异见。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也是在文艺创作上早已解决的问题。美学家朱光潜谈到“文艺病”种种，其中之一便是“道学冬烘”，“以狭义的道德观点来看作品中的人物情境”“从道德的观点看，他们的义气原可钦敬；从艺术的观点看，他们的头脑和《太上感应篇》诸书作者一样有些道学冬烘气”。遗憾的是，时代虽新，这股“道学冬烘气”并未断绝，反而还魂。他们以“三观正确”自居，却不知自己并未真正“精神成人”。引导人心岂能靠简单批判，那些现代 “道学家”“冬烘先生”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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