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20亿！《疯狂的外星人》成功了吗？

作者 |白杏珏，媒体人，北师大文艺学硕士

在《流浪地球》大火的时候，谈论《疯狂的外星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或者说，今年贺岁档这两部影片的同台竞技，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

根据许多观众的反馈，《疯狂的外星人》是一部在电影院里让人捧腹大笑，走出电影院就忘得一干二净的电影。宁浩好像变了，变得太爱开玩笑了，甚至把故事原作者刘慈欣都耍了一把——

他改编了刘慈欣的小说《乡村教师》，可乡村和教师都不见了，主角变成了世界主题公园里的耍猴人；他讲述了一个外星人的“科幻”故事，却把太空撇在一边，专注盯着脚下的土地；他好像只是想让观众在这个春节里好好地乐一把，仅此而已。

但奇怪的是，这部从头到尾插科打诨的 “假科幻”贺岁电影，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让我不断地思考一些很正经的问题，比如：喜剧与喜剧电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搞笑与解构的边界在哪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放下那无所不在的道德情感，敞开胸怀去欣赏真正的反讽？

总体而言，我觉得《疯狂的外星人》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普通（中国）人如何应对那些他无法理解的东西。在这部片子里，普通人显然是黄渤和沈腾两个小市民，而“无法理解的东西”，表面上看是外星人，实际上则是美国文化。

宁浩通过对好莱坞模式的疯狂戏仿，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剥离了美国人和好莱坞的前情设定，我们还能想象出一个中国式的“科幻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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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戏仿

“戏仿”（Parody）是一个源于戏剧的文学概念，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模仿经典作品的语言风格、人物形象、情节模式或者体裁，来达到反讽的目的。在古典喜剧中，戏仿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手法，能够最快地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将过去的事物拉到当下的舞台上，消解那些严肃、崇高、无聊的历史话语，让人们看见日常生活中种种可笑的表演。

追溯中西戏剧传统，例如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中国传统话本戏曲，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喜剧总是琐碎而“随性”的，相比于悲剧，它的情节总是“开枝散叶”，缺乏一个使人印象深刻的完整结构。

如果说悲剧作者是在打造一个个最终要被砸碎的美丽花瓶，那么喜剧作者则是用一个个可以重复使用的大篮子，来装满源自当下生活的新鲜笑料。优秀的喜剧篮子，装的是鲜花与果实，鲜花供一时观赏，果实则是实在的分量。而一般的喜剧，大概就是此间花团锦簇、明日零落成泥了。

笑是一种短暂的放松，相比于哭，它离情感更远、而离理智更近。喜剧的奥妙之处，就在于怎么让这种短暂的快乐变为持久的思考——这其中的枢纽，就在于反讽的技艺。克尔凯郭尔在评价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时曾表示，反讽者、喜剧家可以对任何事物、任何人进行无止尽的讽谏、挖苦、诘问和否定——因为反讽本质上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只破不立。

归根结底，反讽就是否定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观念，并且是只破不立，不会强加给受众什么新的思想。

只破不立，才会激发持久的思考，反讽的作用全在于此。质疑是思想的开端，而反讽意味的喜剧就是启动这个开关而已，后续的说法自然是见仁见智。那么，《疯狂的外星人》否定了什么呢？它否定了好莱坞的产业化电影和美国式英雄主义，否定了关于“硬核科幻”的热烈讨论，否定了汲汲于话语权却缺乏自己声音的中国网民们，更否定了电影与“艺术”之间的等号。

如果按照原始的标准，喜剧应该做的是，将最贴近的生活转化为生动的段子，然后将这些段子塞到一个逻辑简单粗暴的故事框架里。优秀喜剧的感染力全在于那些微妙的瞬间，剧中具体的场景、台词、动作都能找到真实的对应，在揶揄和嘲弄中质疑那些大多数人都持有的观点。

《疯狂的外星人》将两个“世界”强行牵扯到了一起：美国好莱坞神话和中国乡土现实，利用二者之间的强烈反差来造成破坏。影片的一条主要线索是想要主导太空建交、却最终被中国耍猴人给“耍”了的故事，大量戏仿了人们熟悉的美国科幻大片和特工电影，例如外星人形象对E.T.（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异类小怪物）的精彩致敬，还有对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和社交网络自恋人格的尽情嘲讽等等。

其中尤为精彩的段落，就是美国特工被外星人发出的照片误导，到全世界各个著名地标去寻找（捉拿）外星人，最终却发现外星人自始至终都困在一个不起眼的世界主题公园里，可谓是对“造梦工厂”和“景观大片”的绝妙讽刺。

另一条主要线索就是黄渤、沈腾为代表的“中国大众”如何面对那些外来的、陌生的、“高级”的文明，包括虚设的“外星文明”和流行文化建构的“美国文明”。

两条线索的交叠，就是异质文化的碰撞和相互消解。

除了之前所说的好莱坞文化和美国英雄主义，《外星人》还颇为巧妙地揶揄了中国的大众流行文化，尤其是体现在网络上的流行文化：某部艺术商业片却以某流量明星光屁股奔跑的场景引发热议，白酒与火锅携手营造出的国民特色聚餐社交模式，两位主角面对美国特工时频频冒出的“小粉红”金句，还有猴戏设定与“六学”的莫名呼应，等等。

私以为，本片作者对于当代网络话语有一定的洞察，更为难得的是，《外星人》最终以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实现了反讽，也就是在恰当的时候进行了恰当的戏仿，而没有像很多喜剧作品一样流于笨拙而谄媚的复制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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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猴的几个面孔

喜剧中的人物，大都是性格单一、三观纯粹、执拗到底的“扁平人物”。《外星人》里，黄渤是一个执着于手艺的猴戏艺人，沈腾是一个坚信“混一混能挣大钱”的小商人，美国特工就是“美国最好的特工”。这几个人物所代表的反讽含义，无需再多赘言。

最复杂也最值得玩味的角色，是那个外星人——它也是全片唯一发生了深刻变化的角色。这个意外坠落到地球的高智慧生物，在与地球人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学会了杂耍、喝酒、插科打诨，并与猴子合二为一，返祖返到了人类的源头。

猿猴是人类的祖先，而美国科幻作品里，也常常把猿猴与外星文明联系起来——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中以猿猴为开头，就是一个影史经典场景。在美国大片中，猿猴还可以是闯入人类世界的怪物（金刚），或者是突然进化并超越了人类的“克隆人”（猩球崛起）。

不过，将猿猴与外星生命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典型的“人类中心”的想象，因为外星生命不可能和人类一样演化。在全然不同的环境中诞生、发展，它们一定有着别样的演化轨迹，而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象这种轨迹的事实基础。

外星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像斯皮尔伯格所描绘的那样，个子矮小、皮肤褶皱、头大脖子细、眼睛溜圆、两足直立行走、偶尔四肢着地？这就难怪黄渤要把外星人认作罕见的刚果猴儿了，这幅模样跟剃了毛的猴子有多大区别？《外星人》让猴子和E.T.同台演出，展现出了一个问题：归根结底，谈到“外星人”，有许多人所想到的形象，还是猿猴的样子，也就是原始人类的样子。

这种科幻，真的能想象未来吗？

《外星人》最核心也最有趣的设定，就是让E.T.一样的外星人落到了耍猴人的手里，而耍猴人就像唐僧降服孙悟空一样莫名其妙地驯服了它——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是因为戴上了头箍而失去了撒野的能力；在《疯狂的外星人》里，外星人则是因为丢失了头箍而沦为手无缚鸡之力的“阶下猴”。

宁浩巧妙地戏仿了E.T.与孙悟空这两个中美通俗文化中的经典形象，甚至还捎带致敬了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当然，作为中国传统通俗文化之一的杂耍猴戏，也在这部片子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一个外星人在主题公园的五指山下骑车作揖、金枪锁喉，周围还环绕着低配版的白宫、克林姆林宫等等地标性建筑，可谓是非常反讽的一个场面。

极具中国特色的猴戏，不仅将外星人与猴子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还衍生出了主奴辩证的高级议题——片中，人类与外星人不断地变换主奴身份，外星人在短暂获得反攻能力的时候，曾经如此吼过黄渤和沈腾：“你们这么对待猴子，让猴子怎么想？”

这个从外星人口中发出来的质问，不仅是调侃了动物保护主义者，更嘲弄了那些将外来生命当作猿猴来理解的人。他们实际上就像黄渤所饰演的耍猴人一样，将外星人理解为一种低级的怪物，即便具有高等智慧，那也至多是人类意义上的智慧，就好像猿猴再怎么进化，也只能以模仿人为终极目标。

对于很多人来说，面对一只猴子和面对一个外星人，本质并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实际上不能理解猴子、也不能理解外星人，但他们总觉得能用类比的方式去理解，用人类的方式去看待那些异类。

当外星人与猴子欢欢合为一体的时候，黄渤等人最终利用猴子的生理反应——想吃香蕉——而再度驯服了“它”。在影片一开始，耍猴人就表示，训猴只有一个理论基础，那就是巴普洛夫的反射理论。通观全片，这种“胡萝卜与大棒”的简单策略，竟然比那些华丽的高科技更加管用，可谓是宁浩对于“硬核科幻”的深刻反讽。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硬核科幻”真的有什么问题，更不是要质疑科技的力量。《疯狂的外星人》只是一部纯粹的反讽喜剧，它所做的事是“只破不立”，也就是通过指出某些特定“模式”的有限性，激发我们对固化的科幻想象产生质疑和思考。

真正的科学幻想，应该是没有边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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