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电影里的中国想象

近日，刘亦菲主演的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发布首支预告，其中的土楼建筑和南北朝妆容引发网友争议。西方电影从未停止过讲述东方故事，站在猎奇的或者审视的立场，但呈现出来的总是一个又一个看起来有些“怪异”的中国。

传统忠孝变成寻找自我

1998年，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在美国上映，仅仅3天，全美票房便高达2300万美元，被称为迪士尼过往5年里“口碑最佳”的作品。

迪士尼的这部《花木兰》改编自中国南北朝时的民歌《木兰辞》，外壳依然是花木兰替父从军，内核却从中国传统的忠与孝换成了花木兰努力寻找自我，忠于自我，以及美国电影中向来崇尚的“个人英雄主义”。显然，后者更符合美国的价值观。电影的主题曲《倒影》，唱的正是女主人公的心声：“何时我的倒影才能显示出真正的自我。”

为了更充分表达这样的内核价值观，电影中不仅呈现花木兰在战场上鏖战驰骋，还加了一段花木兰孤身入皇宫击退敌人，救皇帝于险境的情节。熟悉好莱坞英雄电影的观众对这样的情节并不陌生，只是这一次的超级英雄换成了来自中国的女性花木兰。

当中国观众观看这部由美国人制作的《花木兰》时，大概不会过于关注内核价值观的悄然变化，而是更好奇这个中国传统民间故事里的意象在美国人那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迪士尼《花木兰》里，花木兰的形象或许就是美国视角的中国女性模样：除了黑头发和黄皮肤，还有一双细长眉毛和丹凤眼。我们知道，一些中国超模之所以在西方大受欢迎，正是因为这样的眉毛和丹凤眼。这是一种具有中国古典主义的眼睛，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只是在当下的中国，细长的眉毛和丹凤眼似乎已经不那么受欢迎，取而代之的是韩式平眉和欧式双眼皮，这是时代的文化交融在女性脸上留下的痕迹。

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中的刘亦菲，有一张东方古典韵味的面孔，尤其是那对丹凤眼，在今天的女演员群体里十分难得。所以，这部电影的首支预告片中，引发争议的并不是刘亦菲本身，而是其中的那些所谓中国元素，比如相当具有违和感的福建土楼建筑，过于浓厚的南北朝花黄妆容等。而这也是美国电影乃至西方电影对中国古代之神秘的某种想象。

西方电影讲述中国乡土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从未停止过对东方这片神秘热土的想象。尤其是自电影诞生以后，他们以影像艺术的方式讲述他们眼里的东方故事。

大概鲜少有人会想到，第一个出现在美国电影里的中国人是李鸿章。据上海交通大学刘蓓的论文《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1896年，美国缪驼斯科普公司发行了两部清朝李鸿章访问美国纽约的新闻电影，即《李鸿章乘车经过第4号街及百老汇》与《李鸿章在葛伦特的墓前》。

那时候，大部分西方人都没有机会到达中国这个遥远神秘的东方古国。他们从传说中了解中国，又在电影里讲述中国。据刘蓓在论文里的介绍，在20世纪初出现在美国银幕上的中国人，往往是“有神秘力量的有钱人”，“他有着极深的门第宗族观念和控制欲，……他有西方世界从未听说过的药物知识和其他手段……”这几乎是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不仅电影如此，文学亦如此。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的中篇小说《情人》，男主人公便是这样一位中国男人，富有，但是屈从于门第父权。

之后的另一部电影《大地》则将西方电影对中国的关注焦点转向了乡土。电影原著是赛珍珠的同名小说，1931年出版，1932年获美国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赛珍珠凭借小说《大

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有一句如是写道：“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般的描述以及她的自传性的杰作。”1892年，赛珍珠跟随做传教士的父母来到中国，在这里生活了近40年，她熟悉中国的民间传统和乡土变革，于是把她所听到的和看到的人与事写进了小说里。《大地》便讲述了清末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大地》的角色全部是美国人饰演，其中饰演女主角阿兰的是影星路易斯·赖纳，她凭借这一角色获得了第10届奥斯卡影后。为了更贴近角色，赖纳被涂抹成“黄脸”，穿着看起来有些怪异的粗布衣裳。因为在当时的好莱坞，还不允许少数族群的人出演电影。

从那之后，西方电影的中国印象里便多了“乡土”这样一个鲜明的标签，而关于中国乡土的中国电影也在西方受到欢迎，比如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黄土地》。

功夫热潮经久不衰

功夫大概是西方电影里最强烈的中国元素之一。据江西财经大学付荔的论文《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元素研究》，1973年，好莱坞制作了首部由李小龙担任主演的功夫电影《龙争虎斗》，其中展现了咏春拳、双节棍、长棍等中国功夫，被美国权威电影杂志赞誉引发了1970年代的美国功夫热潮。

功夫热潮经久不衰，成龙、李连杰、杨紫琼、刘玉玲等人皆是凭借功夫打开好莱坞的大门，出现在西方电影的镜头里。张艺谋指导的电影《英雄》之所以能在海外取得佳绩，与当时的功夫热潮不无相关。后来，美国梦工厂直接制作了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喜剧电影《功夫熊猫》，讲述一只憨厚可爱的熊猫如何从一家面店的学徒成长为武林高手，颇有金庸小说里江湖侠客的味道。电影《花木兰》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功夫电影，而花木兰本身便是西方人眼中的一名东方侠女。

大多数时候，西方电影里的中国故事，是西方电影人的中国想象，也有电影人愿意来到中国，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温度。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在拍摄电影《末代皇帝》之前，花费多年考察相关中国历史，并争取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将之前所以为的被神化的种种落地。

其实，西方电影关于中国的想象，从一开始便是西方传统下的东方叙事，或者站在猎奇的视角，犹如那些早期来到中国的探险者，只关心这个古老国度的神秘；或者站在自身价值体系的角度，审视中国停滞且落后的文化伦理，彼时彼刻，借助工业革命，西方已经远远跑到了中国前面。

在当下，这种想象正在被消解。因为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往西方，彼此正在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的对方。再看近几年的西方电影时，会发现中国的形象已经大不相同。

在《变形金刚4》中，我们看到威震天和擎天柱在北京鸟巢和奥林匹克公园打斗，在《环太平洋》中，我们看到了一条近乎还原的香港街道。不仅是电影，电视剧中也常常出现中国元素，比如经典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男主角认真学习汉语普通话，但因为发音不准而生发了一系列笑点。

我们变了，西方电影里的我们随之也变了。 (新时报记者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