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杀人者阿迈德：我们并不知道出路在何方

达内兄弟（Jean-Pierre Dardenne, Luc Dardenne）以惯常的创作规律于2019年完成了新作《年轻的阿迈德》（Le jeune Ahmed），令人期待之余亦不免忐忑。已经连续两次以上尝试转型不尽如人意的他们，是否可以成功地逆流而上，扭转颓势已现的创作？可以说他们成功了一半，这足够令人惊喜：毕竟如上的问题一旦被提出被意识到，答案多已是消极的否定。在《年轻的阿迈德》中，达内兄弟重新回到了熟悉并擅长、且造就了他们诸多经典前作的电影方法：捕捉非职业演员的身体、动作细节以创作角色，讲述人物面对（道德但不限于道德）困境时的状态以及对此的跨越与解脱。

十三岁的阿迈德受社区激进伊玛目（imam）的影响，在自己为圣战而死的表兄弟事迹的“激励”下走上了极端化伊斯兰的道路。他遵循被前者曲解的《古兰经》，对一切弃教者充满了排斥和敌意——比如不像他那般遵循教义的同学、姐妹以及饮酒的母亲；面对更甚者如支持世俗化且有一犹太男友的学校老师伊奈斯（Inès），他决计不念旧恩，刺杀以捍卫教义之纯粹。未果后被关进青少年再教育中心的阿迈德变得更加隐蔽地激进，一切促使他脱离极端想法的尝试都反而激发出了他再次的杀意。杀与不杀之间的游移成了电影的最大悬念，前者向后者的突变也相应成为了达内兄弟观看当下世界眼光的注脚。它会被人误解更易被阐释为创作上懒惰的表现，但实质上却成为了一些暂时无解问题的无奈而又恰当的折射。

《年轻的阿迈德》剧照。

“化身”（incarnation）

《无名女孩》（La fille inconnue）在三年前的戛纳电影节公映后，达内兄弟重回剪辑室，完成了一个新的版本。这对于贯以一气呵成完成作品的这对创作者来说着实罕见，据他们回忆，主要的不满在于女主演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与角色之间的化身关系不够强烈也不足以令人信服。这的确是该片的显著缺点，同时也标志了他们尝试转型的三部曲（实为两部半）之未竟。

所谓转型，其实就是启用明星演员并将其置于镜头观察的中心，从《单车少年》（Le gamin au vélo,2011）中的第二主演塞西尔·德·弗朗斯（Cécile De France）到《两天一夜》（Deux jours, une nuit,2014）和《无名女孩》里的明星主角玛丽昂·歌迪亚（Marion Cotillard）和阿黛拉·哈内尔。这自然有商业上的考量，但也是欲望中拍摄对象的变换：一贯以拍摄“无名者/身体”为风格标签的他们经年累月间自然也会产生驯服希区柯克口中那些“牲畜”（cattle）的欲望。然而这却被证明并未奏效，原因在于本质上与达内兄弟自《一诺千金》（La promesse,1996）起辛苦找到并建立起来的美学相悖：其实并不存在演员指导，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演员的过程。他们会对纸上的人物精心设计，进而通过长时间的排演来细化以及确定，达到肢体动作细节都被考究在内的地步，这样的角色只能由本是“一张白纸”的人来完成——因为需要的并不是扮演，而是化身，以肉身己躯显出剧本文字也无法呈现的灵。从这个角度进而可以略加夸张地说，任何一个已带有自我标签、印记的演员从现实和理想状态中都无法胜任达内兄弟电影中的核心人物。反过来也必须说，拍摄一部达内兄弟的电影可能是最好的“演员”训练课，因为能以电影“发明”演员本已是罕事，而他们通过最初的寥寥三四部电影就创造了两个极其优秀的演员：奥利维埃·古尔梅（Olivier Gourmet）和杰瑞米·雷乃（Jérémie Renier）。

因而可以说，演员易迪尔·本阿迪（Idir Ben Addi）在新片中成功化身为阿迈德就保证了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事无巨细地跟随着摄影机观看他的所有动作细节，楼梯上下间，管教中心中，当然还有那数次祈祷礼拜，又或者是打磨刺杀武器（牙刷），通常而言的电影张力诞生于其中，人物的真实性也拜其所赐得以彰显。

“纯粹”（pureté）

《年轻的阿迈德》剧照。

论述达内兄弟通过这部少年杀人未遂事件想表述的是什么，又或者电影最终超越了他们最初的想法变成了什么（后者也往往也是“好”电影的标志），可能需要暂时抽离开所有外在的宗教因素。阿迈德所有的追求、愤怒、杀意之来源，或者说他的“动机”，其实都是来自于一种对纯粹性的绝对需求；而年少的他不如在纸上写就“他”的导演们老道的地方在于，他并不知道“纯粹性”的不存在常常在生活中令人扼腕叹息，同时也是一种需要接受的无奈现实；他受困于这种求而不得直至变为梦魇，无论任何方式都无法使他脱身：管教中心的教育、他人的关怀与呵护、自然与动物的启示……甚至到（剧本创作）最后使出的终极手段少女之爱都全无作用——在爱与困惑刺激下的阿迈德重新踏上杀人之路。

绝对的纯粹不仅不存在，而且对它的追求极其危险的，这就是达内兄弟为少年找到的出路：真正的纯粹只存在于死亡之中，对此的终极追求也只能引向死亡，因而只有在直面自己死亡的时候他才可以意识到这是种极端的错误和危险，也是在这样永无人知晓的神秘时刻，他们才允许了这个“奇迹”或者说无人能解的动作的发生：阿迈德向伊奈斯请求原谅。有很多观众对这个结局不以为然或者认为其过于草率，但笔者却认为这恰恰是创作者最负责任和最诚实的选择，也是电影最动人的地方。杀与不杀之间见真章见仁义。如果阿迈德在最后还是再次刺向了伊奈斯，世界上也许只是会多出一部哈内克（Michael Haneke）电影而已。

达内兄弟当然也知道电影本就是一种不纯粹的艺术（art impur），他们也坦承是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恐袭事件让他们几年前开始着手写作这个计划，极端主义的伊斯兰狂热化当然是电影的主题——就像所有的电影都不得不拥有一个主题那样，就像达内兄弟的电影常被冠以“社会电影”那样，但优秀的电影永远都会超越它的主题，如同那些美的达内电影：它们革新了所谓的社会电影并从内部改变了其作为“类型”的各种代码，它们讨论道德甚至充满道德感，但却不输出道德甚至不一定会有（道德）判断，将道德感上升为一种人性的怜悯（人性即神性）。具体到《年轻的阿迈德》的处理中，没有阐释性地将他成长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描述为底层，避免使人产生一种他是某种现实的“受害者”的先入为主感；尤其是电影甫一开始我们就直面一个已经极端化的阿迈德而不是“浪费”篇章讲述这个极端化的过程，皆是为了避免如上所述的（道德）陷阱和某种积极向善的陈词滥调。而那样的电影结局，也是他们作为艺术家对自己所面对的社会问题的诚实回答，虽然这个答案有别于以往任何前作——也正是因此让影片多了一份灰暗的动人。他们仿佛在说：我们并不知道出路在何方。

缺乏灵感的再次自我变奏是大多风格已立导演都会面对的问题和困境，这来自于一种观赏上的现实，在达内兄弟处亦适用，毕竟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就如同我们看待他们作品的眼光一样，逐渐被消磨掉了。三年前《无名女孩》戛纳公映后曾不无遗憾和讽刺地写过“达内兄弟亲自将自己献祭以证明模仿达内兄弟拍片是多么危险的事”，如今再用同样的标准检视新作，就变得欣喜很多，带着忐忑期待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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