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科技革命助推新动能培育

□郭铁成

当前,新旧动能转换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而在全球范围内,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必须高点站位、放开视野,紧密跟踪、利用国际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加快新动能的培育和壮大。

新动能的关键要素不是物质资本,而是智力资本、知识资本、数字资本等无形资本

原始社会经济的关键要素是体力,谁身强体壮谁就能获得食物等生活资料；农业社会经济的关键要素是土地,谁拥有土地谁就能获得地租；工业社会经济的关键要素是物质生产资料,谁拥有物质生产资料谁就能控制生产和分配。

而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已经由资本品、劳动力和土地,转变为智力资本、知识资本、数字资本。因此,加快培育新动能,就是把发展的关键要素从物质资本,转换为智力资本、知识资本、数字资本等无形资本。

智力资本就是人才资本,或者说是拥有聪明才智的人。主要包括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技能型人才和其他知识化的人才。

知识资本就是知识产权资本,主要包括标准、专利、版权、商标,以及在迭代创新中产生的即时知识产权。后者是指大量的创客聚集在互联网开源社区中,围绕创新项目交流互动、迭代创新,不是根据专利授权而是根据对创新贡献的程度,即时获得创新报酬。

数字资本就是数字技术资本,主要包括智能软件技术、智能硬件技术、智能系统技术。智能系统技术包括智能生产、智能供应、智能物流、智能社会等技术。数字技术不仅运用于人与人的互联互通,而且运用于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互通,后者更具基础性。

智力资本、知识资本、数字资本在工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后期就存在,为什么以前不是关键要素,而今天却成为了关键要素呢?这是因为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改变了生产方式,造成教育的分布化、工具的数字化、创新的指数化,形成了新的资源禀赋,为新动能提供了充分供给。在工业时代,这些要素只有少数人和少数机构才能具备,但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这些要素普遍化了。

教育的分布化,是指只要愿意,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均可即时获取所需的知识,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人类优质教育资源。这些知识不仅是人类的存量知识,而且主要是增量知识,即最新的知识。教育的分布化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学习方式、思考方式和进化方式,经常地、大量地形成智力资源。创新的指数化,是指各种思想、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交互融合,出现美第奇效应:创新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原始创新大量出现。创新的指数化使知识产权成为泛在的资源,而且出现了无数即时知识产权。工具的数字化,是指数字程序控制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工具的虚拟化,以及生产工具与虚拟生产工具之间的交互结构。例如,数控机床就是生产工具由数字程序控制；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CAD)就是生产工具的虚拟化。工具的数字化使数字技术成为一种使能技术,大量形成数字资本。

从国际情况来看,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发展动力转换,科学家、工程师成为生产的关键要素,知识资本成为社会的战略资源,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知识部门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英国2007年私人部门无形资本投资占比58%,物质资本投资占比42%,前者高出16个百分点。2000年至2007年,英国私人部门生产率增长的2/3来源于无形资本投入。美国由“从事科学和工程学、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的人们”构成的“创意阶层人士”,2000年已经占到就业人口的近1/3,欧洲平均也在25-30%。2011年,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美国为61%,俄罗斯为54%,日本为41%。可以说,科学家、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在就业结构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

GDP已不能全面衡量创新型经济,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判断新动能的全新指标体系

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核算体系是经济学的一项核心发明,很好地反映了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和收入水平,对整体展示一个国家、地区和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状态,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生,这套体系却无法反映以新动能为核心的创新型经济。

为了有效转换发展动力,实现创新发展,必须建立一套判断新动能的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包括新动能的投入、新动能的产出、新动能的结构三大类。

新动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与创新投入密切相关的。因此第一大类指标是投入,包括研发投入、风险投资、技术交易、设计投入、培训投入等。首先是研发投入,这是世界通用的最重要的投入指标,也是制造业、服务业新动能形成的基础。衡量的标准主要是研发投入强度,即研发投入额与GDP之比。从国家来看,目前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强度在3%左右,最高的超过4%；我国2017年估计为2.15%,2020年的目标是2.5%。其次是风险投资,这是研发产品化、产业化的基础。衡量的标准主要是风险投资强度,即风险投资额与GDP之比。新动能的形成除了研发和风险投资以外,还与技术交易有关,特别是在科技资源较少的地区,技术交易成为新动力形成的重要途径。衡量的标准是技术交易强度,即技术交易额与GDP之比,我国2017年技术交易强度约为1.6%。此外,设计投入、培训投入等非研发性创新投入,也是新动能形成的重要内容,在统计条件较好的地方,也应加以核算。

新动能的要素是创新性要素,具有较高的产出和较低的排放。因此第二大类指标是产出(排放是负产出),包括生产率、附加值率和排放产出率。生产率的理想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或科技进步贡献率,但该指标计算方法尚不统一,数据也无法从统计中直接获得,尚属于研究性指标。目前,一个通用、简单、可比且数据易获得的指标是劳动生产率,即GDP与劳动力数量之比,表明单位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再一个指标是附加率,即增加值与总产出(营业收入)之比。它的经济意义是,如果附加值率高,说明新动能的投入较大；否则说明新动能的投入较小。第三个指标是排放产出率,即GDP与排放量之比。其经济意义是,一个单位的排放带来多大的产值。鉴于当前的统计基础和低碳经济的特点,在可使用的三废排放、二氧化碳排放等排放指标中,可选择有统计条件的加以核算。

新动能不仅体现在投入和产出上,从长远看,还体现在优质的经济结构上。因此,第三大类指标是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就业结构、创业结构。产业结构有两个指标,一个是高技术产业比重,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另一个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重,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两个指标的经济意义是,国民经济在多大程度上是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技术结构也有两个指标,一个是专利强度,即发明专利或高能专利(标准必要专利、三方专利、PCT专利)与GDP之比；另一个是数字化水平,目前尚无通用的指标,但有很多研究性指标可以参考,如一些咨询公司研制的“数字化密度”“数字化指数”,世界银行研制的“数字技术普及应用指数”“网络就绪指数”,以及《中国制造2025》推出的“宽带普及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等等。专利强度和数字化水平指标的经济意义是,国民经济具有什么样的技术水平。就业结构指标是高质量就业比重,即大专以上劳动力或大学本科以上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其经济意义是国民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智力资本。创业结构的指标,通常用单位劳动力拥有的创新企业数,即当年新创企业与当年全部劳动力之比；再一个是创业成功企业数占全部企业数的比重,即创业五年企业数与当年全部企业数之比。这两个指标的经济意义是,一个经济体创业活跃的程度。

培育新动能,政策要先行。我们不能简单沿用工业时代的政策,而要对标世界科技创新领域的最新政策

培育新动能,政策要先行。新动能的核心是新的生产要素,这与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紧密相连。因此培育新动能不能简单沿用工业时代的政策,必须采取与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相适应的新兴政策。

一是智力资源资本化政策。根据本地科学家、工程师团队优势和领先学科,以及可以持续获得的区外相关智力资源,确定创新发展战略优先级；依靠大学、科研院所等组织化的科研力量和相关产业,将公共投资集中投入优先创新创业领域,形成引领未来的无形资产。智力资源资本化与一般产学研结合不同,它不是个别的分散的资本化,而是集中的、组织化的资本化,而且形成核心资产。

智力资源资本化的政策工具主要有:

建立城市创新生态联盟。城市政府与当地大学、科研院所和国家有关研究机构、以及作为用户的居民,组建创新生态联盟,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区域。联盟成员不是行政关系,而是以合作协议为基础的伙伴关系,伙伴成员共同创新、共同投资、共创价值、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联盟的创新领域选择,以科技资源为基础,即:按照国际标杆,根据本地优势学科、优秀研究团体、优质研究成果,确定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有潜力成为未来增长支柱的产业、未来增长动力的技术。目的是打破条块分割,促进高等学校特别是地方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引领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

优先规划创新服务业的发展。创新服务业是通过市场机制为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提供智力、技术和知识服务的产业,包括研发服务业、设计服务业、技术转移服务业、技术改造服务业、专业知识服务业、科技金融服务业,是培育新动能的战略性产业。必须明确创新服务业的战略定位和战略方向,包括创新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经济地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就创新服务业发展的愿景、思路、目标和重点,以及支持创新服务业发展的综合政策措施等战略性问题,进行战略规划,优先发展。目的是解决有效科技供给不足的问题,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辐射带动新兴产业发展。

大学增设技术创新岗位。除教学、研究岗位以外,大学特别是地方大学增设技术创新岗位,有条件的大学增设技术学院,吸纳大学生和研究生就业。目的是促进高质量就业和技术商业化。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社会福利均等化。企业与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享受同样的福利政策,在住房、社保、就业等方面一视同仁。目的是促进人才自由流动和科技人员进入企业。政府以企业为主体引进人才。引进国内外人才以企业需求为基础,对企业出资引进的特殊人才,政府予以配套资助。目的是促进人才与企业创新活动相结合。

二是公私合作创新政策。科技创新领域的公私合作,就是公共参与方和私营参与方以协议的形式建立法律上的合作关系,双方在创新决策过程中互动,共同投入稀有资源,包括资金、人员、设备和信息等,从而实现科学、技术、创新领域的特定目标。公私合作创新政策可以广泛应用于重大创新专项、战略研发项目、技术转移项目、创新投资基金项目、科研基础设施项目、科技创新机构建设项目、创新人才项目等。

公私合作创新的政策工具主要有:

探索创新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政策调控、奖补调控、信用调控、服务调控、监管调控五大工具,政府不干预微观创新活动。目的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创新宏观管理体制,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项目机制。企业出题,政府立项,共同投资,协同创新。除基础研究项目外,政府根据国家需求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研发项目；在此基础上公开向企业等创新主体招标,包括邀标、竞争性磋商等形式,评标专家包括经济专家、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决标后立项；由企业等创新主体组织产学研用协同的研发团队；企业出资,社会融资,政府资助,项目资金共同存入指定银行帐户,分期拨款,专款专用；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对项目提出公益要求。目的是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增加全社会的研发投入。

建立中小企业创新支持体系。设立创新券基金,设立创新转型服务专项,对科技型小企业减、免、退税,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灵活、更方便的条件。目的是发现和培养隐形冠军,为颠覆性技术提供生态环境,增加全社会研发投入。

三是创新政策组合。配套制订或修订相关政策,形成目标、对象、基础和工具一致的政策集群,调动相关资源协同创新。把处于并列关系的不同政策,平行组合起来,配套实施,称之为横向政策组合。根据产业链、创新链的上下游关系,设立优先序和衔接点,把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组合起来,形成政策合力,称之为纵向政策组合。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的重点是:

与研发政策组合的创新采购政策,即面向创新的公共采购政策。创新采购是指在创新产品尚不存在,或已存在但尚未成为商品时,各级政府为从事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需求,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以及政府借款,依法与生产企业签订创新产品购买合同,按合同约定实施的购买,包括创新订制采购、创新期货采购、创新催化采购、创新标签采购等工具。目的是解决研发政策与采购政策脱节的问题,促进研发快速产品化,培育领先市场。

与研发政策组合的知识产权使用政策,即市场拉动的知识产权政策。除引领型、原创型知识产权外,取消从供给则补贴知识产权,转而采取奖励和补助知识产权用户的政策。目的是挤出专利泡沫,提高专利质量和数量。

与财政政策组合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工具是财政预算通过金融手段,为项目实施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的交付工具,包括贷款工具、担保工具、权益投资工具、混合工具等。目的是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和创新杠杆率,吸引民间创新投资。

与创新政策组合的创业政策。创业政策工具包括创业企业破产保护、破产重组、破产并购以及破产再创业等内容。目的是支持科技型创业,培育新兴产业。(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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