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是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路线图当中的“牛鼻子”工程。从全球范围来看,国际竞争合作,越来越多地由超级城市群或者超级都市圈来承载。作为非国家主体,城市群或者都市圈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和价值网络中的地位,决定着国家的竞争力和话语权。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早在今年初就发布了关于2018年的八大预测,其中有一条就是“长三角超级一体化酝酿大动作”。这个大动作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得到各方广泛关注。
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海大有可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成为新时代上海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充分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构建上海大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把长三角建设成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成为在全球有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成为能够在全球配置资源的亚太门户,这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目标。我认为,长三角一体化,目前要做好三件事:一个系统加两个集群。一个系统就是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系统,两个集群就是自由贸易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都是世界级的。要成为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孵化中心,既稳健又突进,共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一体化了,社会一体化自然水到渠成。上海要做的就是引领长三角建立统一的大市场。
上海提出近期重点抓好的三件事:包括成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制订三年行动计划和开好主要领导座谈会。这三件事分别抓住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平台搭建、务实举措和顶层保障。如果到位的话,最后就能形成不可逆、可持续的制度供给。
我们始终认为,共识牵引共同行动。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高层决策议事机制,有助于三省一市形成更为广泛的共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是创新区域联动的新的组织方式,是长三角一体化的专门协调执行机构;而三年行动计划,将围绕规划对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市场统一、完善机制五个方面开展“共同行动”。
长三角地区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最重要的交会点,而上海又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去年10月,上海市已经发布了桥头堡行动方案60条。作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上海,可以与苏浙皖一道,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共同体,使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成为培育新动能、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过程,成为测试压力、防控风险、转型升级的过程,成为传播中国发展新理念、凸显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价值的过程。
二、抓紧突破长三角一体化瓶颈制约
目前,长三角一体化还存在一些制约和瓶颈。
一是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导致对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理解度和积极性参差不齐。在诉求多元化的背景下,对同向、同速、同步、同频等提出了挑战。
二是信息不对称。相互之间数据开放机制还未形成,尤其是环保等敏感数据。
三是价值尚难以共享。随着产业要素流动的扩容、提速,产业链延展、上下游配套的系统性增值效应逐渐显现。上海创新孵化、长三角积极转化,长三角创新转化、上海集成运营的案例,大量可见。产业环节之间如何统计营收,如何分配财税?
四是协同发展的指标体系待构建。我们正在探索长三角协同发展的“1-2-3-4”基本模型:“1”就是服务协同发展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2”就是协同发展的企业转化率和成长率;“3”就是协同发展的绝对便利性、相对便宜性、全面安全性;“4”就是协同发展导向的新生产、新交易、新生活和新治理。希望在此基础上,基于大数据等技术手段,非侵入、非干扰、非接触式地,从市场的维度,动态监测和评估长三角一体化绩效,最终建立中国特色的RESAS系统(国际智库同行的地域分析系统)。
五是“合成谬误”待克服。城市群或者都市圈治理,首当其冲地要克服“合成谬误”。所谓“合成谬误”,就是指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都是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但是从总体利益出发,拼合不起来,相互矛盾甚至抵触。
三、“新”一体化时间窗口的上海使命
长三角进入“新”一体化时间窗口。这一时间窗口的上海一个使命,就是提升区域协同能力,拓展城市国际话语权。我们认为,这个“新”,“新”就新在“打开脑洞”(制度创新可期),“新”就新在“敞开心门”(上海由被动到主动),“新”就新在“贴地飞行”(以实在动作解决实际问题)。
“新”一体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强”一体化:将显著改变以往“有愿景、缺路径”“抽象肯定、具象不一定”等状态。“新”一体化,早在次贷危机后就开始了,而且是更多基于市场逻辑。其首要推动力是企业的原生反应(寻找新的利润源)。浙商、苏商经由上海,迭代成新沪商,强势挺进域内新市场;次推动力是政府的应激反应(对冲经济危机)。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政治逻辑对市场逻辑进行固化、强化和优化。“新”一体化的要义应当是连接周边、链接全球;向下兼容、向上迭代;硬实力支撑、软实力引领;共同打造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是预测先于决策,让共识牵引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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