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 | 在伦敦金融城打拼：中国人的执着与保守

当地时间12月7日午夜起，英国暂停了从2008年开放至今的投资移民签证。据英国媒体此前分析，随着英国脱欧的进程加快，这是在为新一轮移民计划做准备。对于英国脱欧，当地知名招聘公司摹根麦肯立（Morgan McKinley）曾警告称，英国最大的贸易和金融服务中心伦敦，将会因英国脱欧而流失大批专业人才。

伦敦生活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人才，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的移民和流动人口。诺丁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地理学教授霍尔（Sarah Hall）梳理历年英国国民保险号注册数发现，在伦敦工作的中国流动人口人数从2011年度的2830人上升到2015年度的4404人，增长了22个百分点，时机恰逢2011年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起步。

通过量化分析及30份访谈，霍尔对从中国大陆到伦敦的金融精英流动开展了初步研究，以了解这一人群流动的动机、方式和未来规划。她发现，中国流向伦敦的金融精英在金融服务活动和居住选择方面有着独特的地理范围。此外，既往的研究强调精英流动性中的经济因素，但中国精英流动的理由并不完全与之相符。

中英之间的国家关系为中国金融精英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同时，这一类型的流动人口支撑起更为广泛的国家政策，涉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持续竞争力。霍尔认为，这些结论对英国脱欧后如何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借鉴意义。

寻迹伦敦的中国金融精英

在英国工作的人都通过一个国民保险号码交税。通过分析新号码的注册数量和地区，霍尔发现近年来中国流动人口在大伦敦地区呈现出集中的特征。

2012年度至2015年度期间，中国流动人口每年注册人数增幅最大的行政区是卡姆登（438％）、威斯敏斯特（406％）、肯辛顿-切尔西（332％）、哈默史密斯-富勒姆（246％）和伦敦金融城（220％）。

大伦敦地区2002至2015年度中国籍居民国民保险号注册增幅。数据来源：英国工作与养老金部

这些行政区是城市年轻专业人士的聚集场域，与在伦敦工作的中国金融精英和全球超级富豪的年龄特征遥相呼应。伦敦金融城和哈姆雷特塔区是与金融服务活动相关的行政区，两城区四年内注册的中国流动人口增幅为126%，表明这一群体大多在从事金融和相关专业的服务。

除了移民个体之外，霍尔还关注了在伦敦运营的中国金融机构的位置。既往研究清楚地记录了国际化浪潮如何形塑了伦敦金融区的工作实践和相关城市形态。这一过程的特点是，国际金融服务公司从靠近英格兰银行的伦敦金融区的历史中心向东扩展到金丝雀码头，而对冲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私人财富管理公司则向北和向西扩展。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并没有沿着伦敦金融区历史中心向外的地域继续扩张，而是紧密地围绕在英格兰银行周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选址更清晰地显示出中国金融机构对于伦敦金融城的偏好。

在伦敦运营的主要中国金融机构的所在地。

2014年至2015年，中国四大商业银行先后在伦敦开设分行。而在2013年之前，伦敦金融监管机构由于2007至2008年金融危机对海外银行持谨慎态度，非欧盟金融机构只能在英国设立子公司而非完整的分支机构。

霍尔指出，中国四大行在英格兰银行周围的聚集也反映了它们在北京的布局——中国人民银行被视为了解关键市场发展的核心，而这些发展决定了其他银行的组织战略和运营。

当地一位中国籍的银行交易员说：“如果把中国金融机构在伦敦的选址用线连起来，你可以在英格兰银行周围画一个非常紧凑的圈。尽可能靠近监管机构——这极具中国特色。”

聚集在英格兰银行周围的中国专业服务公司并不仅局限于金融服务机构。在法律方面，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增长一直由跨国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合并和联合运营所主导，为寻求境外投资的中国客户及同行提供咨询服务。

例如，总部位于芝加哥的贝克·麦坚时（Baker＆McKenzie）与中国公司奋迅律师事务所开展了联合业务。这便于贝克·麦坚时接触到熟稔中国法律的律师，因为涉及中国法律事务只能由中国律师事务所承担。

随着中国公司在英国寻求投资的需求不断增长， 2015年在伦敦成立了第一家全资中国律师事务所。如上图所示，YangTse Law位于伦敦金融区附近，显示出金融精英和律师为在英投资客提供咨询时的密切关系。

在霍尔的研究中，伦敦的中国金融精英被划分为两类群体：一类是早期在英国获得高等教育学历的职业金融家，另一类是从中国大陆的商业银行借调到伦敦分支机构的金融从业者。他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流动动机、经历和轨迹。

通过学习获得流动资本

在伦敦金融区工作的第一批中国精英是在英国取得本科或硕士学位的留学生，他们完成学业后选择在金融行业就业。这一群体主要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的优秀分子，在学而优的基础上获得流动的资本。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至2016年间，中国大陆在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注册的留学生数量为91215人，远超其他国家。

由于大学本身往往被视为能够提供确保在伦敦金融区就业所需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因此中国金融精英们对所选择的入学机构和学位课程分外关注。大多数人的目标瞄向牛津，剑桥或其他罗素大学集团的成员学校，并偏好基于数理统计的学位科目，如经济学、数学、工程或商业研究。

“我的父母明确表示，来英国很不错，这样我就有机会留在伦敦找一家金融公司工作。但是，首先我要去一流大学学习，才能获得入场券。所以我在沃里克大学读了经济学，每年夏天也都会申请伦敦的实习，希望通过这个硕士学位和积累的工作经验获得一份的金融工作。”这位受访者在2015年接受霍尔采访时在一家欧洲投资银行担任助理。

然而，从另一层面来看，中国移民通过教育留在伦敦从事金融服务业的途径又偏离了对教育背景与获得伦敦金融服务工作之间关系的既定理解，这种关系至少在既往研究看来，常常指向从获得精英大学的学位到金融服务就业之间的无缝过渡。

中国留学生在将高价值的教育证书转变为一份伦敦的金融服务工作时仍然充满挑战，因为伦敦金融精英劳动力市场匮乏、种族多样性依旧是不争的事实。霍尔的受访者中，大学一毕业就能获得对口金融服务职位的是例外而非常态。

中国留学生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克服这一问题。譬如，一位受访者告诉霍尔自己在拿到伯明翰的经济学学位后，向伦敦所有普通金融机构的应届生招聘投申请，但都没有被录取。“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他们担心我写不好英语报告。这让我非常的不安，因为我的梦想（把接受英国教育作为进入英国金融服务业的一个跳板）无法实现了。”他辗转在伯明翰的中国银行里找了份后台工作。虽然他认为这份工作不合心意，也不具有挑战性，但两年后，他转而负责公司的伦敦业务，从零售业务转向了具体的商业项目。

此外，即使中国金融精英受雇于国际银行，他们也发现自己的职业选择通常被限定于某些工种。这一现象在他们试图离开中国的金融机构去美国或欧洲公司工作时尤为明显。

一位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说：“从纸面上看，我的简历很完美——牛津大学的一级学生，并拥有伦敦商学院的金融硕士学位。我一开始在一家中国银行工作，但后来通过个人关系应聘到这所欧洲银行。即便如此，我还是只能继续做分析工作......我的社交网络和兴趣似乎都与公司的调性不符，我只是得到了另一名中国员工的担保。我觉得他们只知道我擅长定量分析，对其他方面并不在意。”

尽管存在这种分离，中国的金融精英仍然渴望利用已有经验作为进一步向上流动的垫脚石，常常表达出获得国际经验的愿望，期盼有一天在伦敦的中国金融机构能够将自己外派出去：“我认为伦敦是我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但仅此而已。我在这里获得了我需要的经验，然后会去另外一个金融中心继续工作，可能是北京也可能是新加坡。去那里的话，离家更近一些，同时还能留在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工作。”

伦敦金融行业里的中国“外交官”

在伦敦金融区工作的第二类中国精英是从中国大陆外派来的资深银行家，涉及的银行主要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霍尔在采访中了解道，虽然各银行在人员配置方式上各不相同，但这些银行的高级职位通常是通过从中国总部借调来填补的，因为当地的分行不为员工提供签证担保。

一位中国国有银行的负责人观察道，“一场会议八个人参加，都是中国人，没有一个是从外部招聘过来的。”

外派的时间一般为五年，这就限定了这些管理者做出决策的时间范围。“经理们在这里待大约五年，意味着他们基本上扮演的是“外交官”的角色而非商人，他们更关注的是不犯错误，而不是制定推进银行国际化的长期战略。”在霍尔的研究中，这是中国银行家的典型看法。外派人员更在意的是通过完成总部的要求和任务来实现个人职业发展。

此前，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战略研究教授苏达比（Roy Suddaby）和布里斯托尔大学管理学讲师维亚莱（Thierry Viale）关于跨国服务公司国际化的研究表明，企业国际化不仅依赖于响应新地域市场的客户需求，或跟进现有客户所关注的新市场，更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培育潜在客户，刺激他们产生需求进而使用自己的服务。

伦敦的中国银行对外派的依赖，以及通过刺激客户需求来开拓市场的能力有限，限制了中国银行在发展支持中国中小企业之外的客户和研发新产品的经营能力。正如2015年2月一位财经记者在伦敦所说：“中国的银行应该创造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来吸引客户。他们需要成为本地银行，这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策略。所以，国际化的终点是本土化，即如何成为当地银行。”

另一位英国籍的资本市场律师也表示，维持和发展伦敦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将面临持续挑战。“我认为，当中资银行来到国际市场竞争时，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我觉得英国政府希望他们做什么和中资银行在市场上能够做什么之间存在着差距。”

结语

中国流向伦敦的金融精英在金融服务活动和居住选择方面有着独特的地理范围。霍尔认为，虽然流动模式并不完全和伦敦金融区扩展的轨迹相重合，但这一群体正在塑造伦敦更广泛的新兴经济形式，不仅限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金融服务活动，也包括中国对伦敦房地产的投资以及在零售（尤其是奢侈品）领域推动的消费发展。

同时，中国金融精英流向伦敦，挑战了有关流动人口自身性质的假设，特别是关于流动人口发展的职业阶段以及流动背后的理论基础。个人职业抱负和北京总部授意的政治意图往往发挥了比组织战略更重要的作用。

霍尔指出，流动人口已然成为全球经济中公众和政治辩论的重要议题，金融人才流动作为新兴研究领域，有助于研究者和决策者了解城市经济及其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本文整理自学术论文“重塑全球金融中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伦敦金融区的中国精英”（Reframing labour market mobility in global finance: Chinese elites in London”s financial district）。文章收录于期刊《城市地理学》（Urban Geography）, 2018年5月在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旗下在线学术平台Taylor & Francis Online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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