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之痛

推开香港市民王女士家的房门，左手边是柜子，右手边也是柜子。从课本到零钱筒，生活用品和杂物沿着墙从地板填到屋顶。两张上下床头尾相连，贴墙放置。几步远的窗边，分割出了狭窄的卫生间和厨房，转身都困难。，贫富差距之痛。

这个房龄近60年、建筑面积30多平方米的房间住下了王女士和丈夫，以及他们的一双儿女。香港工会联合会社区干事苏嘉乐说，王女士的家庭是有着7000多户居民的黄大仙彩虹邨社区的缩影，大约三成住户和她家的经济状况类似，不少甚至条件更差。

“这是我婆婆以前申请到的公屋，婆婆去世后，留给了我们。在香港，能住这样的房子，已经很满足了。”王女士说。苏嘉乐则表示，有些居民的公屋仅有20多平方米，生活更为艰辛。

公屋的全称是公共租住房屋，类似于内地的廉租房。根据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报告，三成香港市民住在公屋中。香港房屋委员会公布的最新公屋轮候数字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公屋申请数量共25.61万宗，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5.4年。

基层市民的生活压力并不止于住房。对于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市民来说，找一份收入稳定、有前途的工作并不容易。

40多岁的林先生多年来一直在为生计而苦恼。虽然他在内地和香港都工作过，工作经验比较丰富，但平日里还是只能到处寻找零工做，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挣1000多港元，但是也会好几天没有活干。靠着平均2万港元的月收入，林先生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同一个城市，不同的香港

与数百万基层市民的艰辛生活形成强烈反差，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富人却过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生活。

在浅水湾、太平山等别墅区，有每平方米上百万港元、总面积上千平方米的豪宅，住户在自家阳台上能欣赏日出日落，海滨沙滩近在咫尺。而在那些为生计辛苦奔波的市民身边，就是数不清的奢侈品店，动辄数十万港元一餐的顶级餐厅，以及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用“被平均”来形容广大香港市民的处境最为合适。2018年，香港人均GDP超过38万港元，稳居世界前20名，高于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经济体。然而，香港特区政府去年11月公布的报告显示，香港贫穷人口攀升至137.66万，贫穷率达到20.1%。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为0.539，较2011年的0.537上升0.002，创45年来新高，也远高于0.4的警戒线。

香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并非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数十乃至上百年间，香港的经济治理模式、土地政策、产业结构变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香港是璀璨的“东方之珠”，但是自身的经济结构却存在巨大隐忧。高薪的金融及保险业只提供7%的就业岗位，雇佣劳动力最多的零售、旅游等行业往往收入微薄，无法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如今，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鼓励发展的制造业，在香港仅占GDP的1%左右。

如此不公的局面却难以改变，究其原因，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授范博宏认为，从港英时代一直沿袭至今的“小政府、大市场”的公共治理模式是原因之一。

香港在过去数十年间奉行的“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虽有助于吸引企业投资兴业，但也缺乏对经济的主导力，在面临外部发展环境变迁、市场调控失效时，很难推动经济结构改革，扭转困境。“特区政府并不掌握核心资源，也不拥有影响香港经济命脉的大企业，主导产业发展的能力，尤其是直接投资促进科技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能力并不足。”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说。

凝聚共识，寻找出路

贫富差距问题根源复杂、解决不易，包含很多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不仅需要特区政府提高政府管治水平，还需要全社会都认识到只有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香港才能保持繁荣稳定的局面，从而凝聚各界智慧和力量，共同努力思考和探寻解决之道。

多位经济学家同时指出，香港本地市场体量小，想要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局，更重要的是寻求外部的发展契机，为内部经济转型寻找突破口。

“作为中国重要的对外窗口，香港能有今日的繁荣景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发挥了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桥梁作用，而非仅仅是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的功劳。”范博宏强调，香港未来更应该密切和内地的联系，寻求更大的支持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香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拥有包括科研实力和国际人才在内的很多优势，完全有机会重新培育新兴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找回制造业的荣光，并且作为沟通中外的桥梁，香港背靠祖国强大后盾，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新华社记者方栋苏万明朱宇轩

（据新华社香港9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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