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达成首阶段协议，“过度让步说”流于短视

视点

贸易摩擦是外部不可控因素，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却是中国的自身逻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第一阶段的“妥协”是一种新形势下的“共赢”。

这几天，中美双方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的消息，为市场注入强劲信心。接下来，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

这一成果来之不易，中美经贸摩擦经过了近两年的争执、协商、博弈，终于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两国都应该谨守承诺并继续相向而行。但也有观点认为，在整个协商过程中，美国居于强势地位，中国则是用“妥协”、用“过度让步”换协议；通俗地说，中国吃了亏，美国才罢手。其实，这种观点仍然是“零和博弈”思维的延伸。

“脱钩求自强”VS“合作中发展”

二战结束后，摆脱殖民压迫、实现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实现国家的发展？

针对这个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依附论”，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发达国家输出资本、技术和高附加值工业品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能出卖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低附加值产品。这种不平等的交换，会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境地。所以，根据“依附论”的主张，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发展只能切断与发达国家的经贸联系，用现在的时髦词儿来说就是“脱钩”。

另外一种声音是“现代化理论”，虽然也承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核心与边缘地位，但是边缘地带国家是有可能通过“学习”逐渐向核心国家靠近，获得真正的“发展”。而要想学习，一方面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经贸联系，在联系中学习并参与竞争，不断提高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也要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以不断适应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求。

自工业革命以来有多个国家先后脱颖而出，从边缘国家成为核心国家。这一过程中当然伴随着国际政治权力与结构的变化，甚至引发过激烈而残酷的战争。但这并不是注定的，同样也有很多国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在快速发展自己的同时，成功地避免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贸领域的争斗既可以视作生死之争，但同样可以视作利益的重新分配。不同的视角，决定了我们要采取怎样的应对方式。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无疑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既来源于自己主动对发展路径的正确选择，同样来源于中国与世界的积极互动。正是世界市场的和平与开放，让我们能够发挥比较优势，能够参与全球竞争。

贸易摩擦是外部因素，扩大开放是自身逻辑

2018年美国对华挑起贸易战，双方不断针对对方的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从战术层次来看，无非是利益与尊严之争；但是从战略层次来看，中美两国的博弈存在“脱钩”的风险。国内外很多悲观的人认为中美之间的经贸冲突是结构性冲突，或者说是超越经贸层次而上升到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层次的冲突。

如果是这样，那么中美之间的对抗一定会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或者“修昔底德陷阱”。在核时代，即便是双方不会走向全面战争，经贸领域的“脱钩”也可能会重塑全球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

可喜的是，这种悲观的可能并没有成为现实。中美两国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强烈地预示两国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合作共赢空间。因为这不但有利于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两年来，中国政府密集出台各种新政策，缩短负面清单，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第一阶段的“妥协”更应该是一种新形势下的“共赢”。

从另一个角度看，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所涉及的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等内容，本就有助于满足国内民众消费升级的需要；至于加强知识产权、扩大市场准入等，也是我国早已推进的方向。所以，谈判虽是两国间的博弈和平衡，但本国发展仍是最根本的基点，是难以撼动的原则。

18年前，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也有过我们是否让步过度的争论。回头来看，还有人这样认为吗？所以，我们要以第二次加入世贸组织的精神和信心看待和应对中美经贸谈判，继续扩大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使之继续充当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梁亚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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