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谁来帮助公众正确认识外部世界？

来源:澎湃新闻 2020-02-08 09:20 https://www.yybnet.net/

原创李普曼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近期，疫情变化牵动着大家的心，各类媒体上都充斥着相关动态，不少人在家刷手机已经出现信息过载和“肺炎焦虑症”等情况。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公众究竟能不能消化它们并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李普曼这部写传播学奠基之作《舆论》中的见解在今天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一个悖论:如何让公众读懂政策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对每一个公共议题都产生大公无私的看法，尽管上述事实经常被下述事实所掩盖：由于人们对于公共议题从来就没什么想法，所以他们干脆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议题。一如布莱斯爵士所言，“舆论的运作过程是连续不断的" ，尽管“这一过程只遵循一些大道理”。

不过，在当下的政治理论中，我们的思想更僵化一些。由于我们总是坚信自己可以在搞不清楚“大道理”究竟是什么的情况下便持续不断地产生观点，故只要一听到那些牵涉大量政府报告、大量统计数据以及大量图表的议题，就立刻不耐烦地打起哈欠来。

目前，人们仍很少意识到，只要全国公民都能够对情报机构公开的资料和数据有基本的掌握，那么他们就一定能够在公共事务上变得更为敏感更为明智，而且也将更加热心于许多不那么符合所谓“大道理”的议题。

当然，并不是说这一论断一定是正确的。毕竟，情报机构首先是行动者、决策者及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所使用的工具；若其存在不能给这些人带来实质性的帮助，那么就算运作得用好，也是无济干事的。但至少到日前为止，情报机构的确为设明更好地理解其所处的工作环境提供了帮助，并使他们的工作成集能够被人们看到。正因如此，这些人也相应地也形成了更富有责任感的公共意识。

情报机构真正的用途，在于为政治和工业领域的代议制治理机制提供必要的辅佐。真正需要会计师、统计学家和秘书等专业人士帮忙的并不是普罗大众，而是那些深感自己无法再凭情感喜好去行事的公共事务的决策者。无论从根本上看，还是站在理想的角度看，情报机构的存在都是为了对现有的公共事业进行优化，而不是一味地给后者挑毛病。

谁在干扰公众的社会参与

任何一个普通公民、任何一个有投票权的选民，都不可能彻底吃透所有官方文件。但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者、参与立法的委员、政府官员商业及工会领袖，以及各类行业理事会的成员来说，关于特定事务的报告肯定是越及时越详细越好。普通公民中，只有那些受雇于志愿社团(voluntary societies)并通过研习官方文件来对官僚体制进行检视或监督的人，才会对那些文件产生兴趣。这些人写出的报告有可能吸引新闻从业者、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以及政治学家的注意力。

至于其他的局外人(我们每个人在现代生活的绝大多数事务中都算是局外人)则完全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兴趣，也没有渠道去对各类事物做出专门的判断。对于社会事务的日常性治理，应当由那些在合理的“前提”下工作的“局内人”来完成。

至于那些置身事外的公众，只能在事务有了结果以后或开始走流程之前对上述“前提"的合理性做出判断。左右着舆论走向的种种“大道理”，其实也就是公共事务治理所奉行的原则。局外人可以要求专业人士告诉自己决策者是否对所有相关事实均予以充分的考虑，但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判断究竟哪些事实算得上是“相关事实”，或哪些事实应当被“予以考虑”。不过，他们若试图在每一项议题中均将自己的个人好恶置于程序之上，并认为舆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金钥匙，就一定会在困惑中陷人混沌，无法对任何问题做出合乎逻辑的思考。

这是因为,如果不加辨析地在一切事务上均屈从于公众的观点，那么我们也就听不进那些见识水平高于常人的专家的批评意见了。于是，事务的进展就完全取决于谁嗓门大或声音动听、谁善于造势或根本就是脸皮最厚，以及谁有能耐争取到最多的报纸版面。报纸编辑在尽最大努力去平衡各方观点，但仅仅做到公平是远远不够的。在明面上的正反双方之外,或许还存在着若干其他方面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根本不会被任何组织严密、资金充裕、雷厉风行的利益相关方所提及。

那些个体公民会很快发现，参与各类社会讨论的党派人士之所以选择诉诸舆论，并非因为他们折服于大众的智慧，而更多地是想利用人的善良天性，这甚至是对公众的证据意识(sense of eidence)的一种羞辱。只有把他们话中的水分通通挤出去，公众才有可能参与到讨论中来。

谁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外部世界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教育"才是终极的解决路径，教育的价值则取决于知识的进化情况。而我们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仍然是极为匮乏，也极为不可靠的。总体上，目前我们对于社会知识的总结仍然缺乏系统性，无法为人的行动提供充分的指导。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对于信息的收集工作，也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将其价值发挥到极致的程度；我们之所以在从事这项工作，不过是因为如今的决策者有了这样的需求而已。然而，随着这项工作持续而深入地进行，我们手中所掌握的数据越积越多，那么最终政治学就一定能够以之为基础展开对人类社会的归纳总结工作，并最终勾画出一幅更为清晰的概念图景，我们将把这幅图景教授给学校里的学生。一旦这一图景成了形，人类就完全可以通过接受公民教育的方式来实现对不可知的环境的把握。

当所有的教师都对社会系统的运作模式了然于胸，他们就可以准确地告诉学生人的心灵是如何面对其所不熟悉的事物的。若非如此，就不能指望学生能从学校学到正确把握外部世界的方法。目前，教师力所能及的，只不过是让学生明白他们必须要拿出比应付自己的心灵更多的努力和精力去应付外部世界。

通过案例教学的方法，教师可以让学生养成反复验证信息来源的习惯，例如通过查阅报纸的方式搞清楚事件发生的地点、报道该事件的记者叫什么、刊登了相关新闻的报纸是哪张、声明中援引了什么权威部门的观点，以及声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出的;他还可以教会学生去检验某位记者所写的每一个字是否都是其亲眼所见，并对该记者过去撰写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教师还可以给学生讲讲审查制度有哪些特征、隐私权是怎么回事，同时向其介绍-些与宣传史有关的知识。另外，教师还可以通过适当地援引历史经验,让学生明确意识到刻板印象的存在，并对印刷语言在自己头脑中激发的想象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最后，教师还可以向学生展示一个人如何通过上述行为实现自我认同并对特定事物产生兴趣，以及如何在个人观点的影响下去选择应当对外部事物采取勇敢的、浪漫的还是务实的态度。

对于谬误的研究不仅能在最大程度上使我们做到防微杜渐，而且能够反过来促使我们展开对真理的探寻。在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自身与生俱来的主观主义天性的同时，我们开始了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纯粹客观的方法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与以往不同，我们如今已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偏见给他人带来了多少残忍的伤害。摧毁偏见绝非易事，因其与我们的自尊紧密相连;可一旦挺过了最初的疼痛，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便能够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解脱，获得一种高贵的自豪感。

人对外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极速增加。随着现有社会结构被逐渐打破和重组，原本根植于人们心中的牢固而简单的世界观也终将分崩离析。那将是一幅既生动又完整的图景。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开始在内心深处呼唤科学方法时代的到来。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人们很难有这样的想法，或者就算有这样的想法，也会很快忘记。毕竟,偏见对于人们来说才是既简单又有趣的东西。假如你默认每个学生都对科学充满虔诚并一天到晚向其灌输科学的客观性美德,那么学生很快就会心生厌倦；但你若将科学视为种战胜迷信的方法,并令学生感受到在运用科学对迷信进行追逐和征服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快感,那么你便完全可以使学生顺利地消除由个体经验所带来的心理障碍，进入一个求知欲更旺盛、更加热爱理性思维的人生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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