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故我在?|?中国器官捐献者超半数为90后

来源:澎湃新闻 2020-07-13 12:07 https://www.yybnet.net/

“本人敖慕麟，系患者敖醒吾的儿子，同意捐献父亲敖醒吾遗体作医学研究之用。”这是敖慕麟接到父亲死讯后，接受母亲的提议所写下的器官捐献同意书。

2020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惊扰了中国的春节，继而席卷了全世界。处在抗疫一线的凤凰网特约记者敖慕麟一家三口感染了新冠肺炎，两个月后，其父敖醒吾因救治无效辞世。他的母亲主动提出捐献丈夫遗体，“就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此时的遗体捐献对疫情研究意义重大，正如“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第一人”刘良教授所言，“如果不进行遗体解剖，那（抗击疫情）基本上是“盲打”。”

南大真数出品 | 作者：卢冰雪马程昱童思寒

器官捐献道阻且长

中国人自古以来有保存完整遗体的风俗，“体面地死去”可能是大多数人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也正因为如此，自愿捐献器官的人一直少之甚少，很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因捐献器官者少，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2010年，中国卫生计生委（原卫生部）和红十字会曾在一些省市试点开展人体器官捐献，但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作为内地十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城市，南京在试点的一年间竟没有实现一例自愿器官捐献。直至2018年，我国的捐献率仍居世界第51位，平均每百万人口中，只有4个人捐献了自己的器官。

为什么对器官捐献说“不”

在知乎 “大家会选择捐献器官、捐献遗体吗？”的问题下，有一个这样的回答：

“我跟我爷爷和我爸妈都说过这个事，我们三代人的看法明显不同。

我爷爷还是想土葬，不接受火葬。

我爸爸的原话是想保个全遗体，我妈妈能接受火葬。

我今年已经得到器官捐献的实体卡了。眼角膜、器官、躯体都能捐。”

2018年，一起“假捐献”事件让人印象深刻。一名刚去世的女子器官被捐献，事后其家人得到“国家补助金”。但之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出具的调查报告显示，此次的器官捐献在红十字会系统里没有记录，甚至无法追溯到手术医生以及移植患者的信息。这相当于，器官的捐献移植过程和接受者都成了迷。事件被揭露后，关于器官捐赠可能涉及违法买卖的话题再度掀起讨论，移植界专家对这个案件也争论不一，大众对于器官捐献的态度越发谨慎。

或是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或是对于实际操作层面的考虑，器官捐献在中国一直不被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

国家卫生计生委（原卫生部）曾在2011年对“公众对器官态度”项目进行了调查，其中不愿意捐献器官的理由大都为以下几种。

卓有成效的这几年

在武汉出现新冠疫情的一年前的2019年2月28日，中国器官获取组织大会在武汉召开。

近年，中国每年的器官志愿登记者人数都在以明显的增长趋势不断上涨，从2016的6.6万到2020年的199万，短短4年间，增加了190多万，也就是说，每天平均有1300多人报名登记，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截至2020年6月10日，施与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已成功登记1333,172人次。

登记人数的不断增长，离不开近年来我国政府与相关组织在器官捐献领域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自2007年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颁布，至2018年7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核心政策》，明确鼓励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在不断取得发展和成熟。统计数据显示，我国199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了器官捐献的中坚力量，人数比例超过53%；1980年至1990年出生的人群紧随其后，接近30%；而刚刚成年的2000年后，也逐渐担负起社会责任，开始为器官捐献贡献力量。

同时，从史铁生、姚贝娜死后捐献肝脏和眼角膜，到伊能静，曾志伟等名人相继表示登记死后捐献等，明星鼓舞着更多的人们参与其中。纪录片、影片等也在向观众和社会进行科普宣传，从2016年开始，平均每年都会有1.2部与器官捐献相关的的纪录片制作并播出。

不可忽视的是还有一群人，他们常常出入医院的ICU病房，没有工资却需要每天24小时待命，常常被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出现，甚至有人将他们比作守在“将死之人”身边、等待啄食内脏的“秃鹫”，他们是器官捐献协调员。从中国出现第一位协调员至今，这一队伍在不断壮大，他们的一次次解释、一次次尝试、一次次争取，为数不尽的受捐家庭带去生的希望，也为推动器官捐献事业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登记流程的便捷和简化也是推动器官捐献走进更多大众视野的关键因素。以支付宝为例，2016年12月22日，拥有4.5亿实名用户的支付宝宣布上线“器官捐赠登记”功能，蚂蚁金服也成为继Facebook、苹果后，全球第三家开通器官捐献登记功能的拥有过亿用户的互联网企业。与此同时，其他可登记平台也在流程的简化上大有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