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郑筱萸时代，药监官员前腐后继的追问

■ 杨涛

自任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卫良等6名官员被双规后，已有5人被批捕，1人被停职在家静等审查结果。消息人士透露，卫良涉案金额大约150万。案发缘于医药企业的举报。虽然5人已被批捕，但“针对药监部门的调查仍在继续”。消息人士估测，也许还会有人涉案。(《经济观察报》4月18日)

这是国家药监局近些年来发生的“第二次地震”。前一次“地震”发生在2006年，当年药监局长郑筱萸落马，次年5月，北京第一中院依法判处郑死刑。不料，郑筱萸被执行死刑的枪声犹在耳，国家药监局的一批人，又步郑的后尘。

别指望一两个死刑的重判能遏制药监局官员贪婪的双手，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将他们寻租的空间压缩到最小范围，我们对于权力是否进行了有效的制约与监督？郑筱萸案发后，国家药监局开展整顿机关作风、整改监管工作、重塑队伍形象集中教育活动；还提出了工作人员“八条禁令”；配套出台了“五项制度”，从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礼金礼品登记管理、述职述廉、廉政谈话、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等五个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不过，恕我直言，这些或许只是些花拳绣腿。我倒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有关部门：

其一，在郑筱萸案后，有关人士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权力的过度集中是重要的问题——“郑筱萸时代是中国药监系统集权的巅峰时期。当时郑筱萸提出‘地标转国标\’，即地方可批准的药品批号必须上升到国家药监局批准。之外就是GMP认证，即药厂的整个企业标准认证，使得制药企业的软、硬件投入达到2000万，发证单位仍是药监局。这两个方式使得国家药监局权力更加集中。”在权力集中的同时“审批权力配置不科学、制约不合理、运行不公开、监督不到位”。此次卫良等6名官员的落马，曝露出来的仍然是权力过度集中和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问题，卫良等人所担任职务的部门仍然是对药口注册和安全监督非常重要的部门。那么，我们对于这些部门的权力是否进行过有效的分解，是否进行过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呢？

其二，在惩处郑筱萸后，我们的药品安全仍然堪忧。近段时间来，山西疫苗事件、江苏狂犬疫苗事件等在舆论上炒得沸沸扬扬，许多地方甚至出现家长不敢让孩子打疫苗的现象。那么，面对着药品安全的严峻态势，相关部门可否在加强外部监督、公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方面创新机制，让外面的阳光照进制药企业、照入监督部门呢？从2006年1月起，我国已经对所有预防疫苗实施了国家“批签发”管理。像江苏的问题疫苗都是经过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并且，江苏延申企业的部分批次疫苗出现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09年3月就已发现。而公众得知相关信息，已是当年年底。也许，卫良等人的腐败正是滋生在这种阳光不能照入的土壤中，那么国家药监局如何在让自身接受外部监督上下功夫呢？

后郑筱萸时代，药监系统的权力如何实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如何保障药品安全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难以绕开的话题。

（据《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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